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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行业全球龙头系列6:药企国际化的遥望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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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
浙商证券
发布日期:
2023-08-30
页数:
39页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中国药企在当前全球医药市场环境下的国际化战略,通过对比印度和日本药企的成功经验与挑战,指出中国药企面临的独特机遇与困境。报告核心观点认为,在全球医药市场增速放缓、支付端控费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药企的突围之道在于“真创新”与“差异化国际化输出”。
报告强调,中国药企的国际化应立足于对美国药品监管、支付和流通环节的深刻理解,并结合中国自身的高品质医药制造优势,精准匹配市场窗口期和竞争要素。鉴于美国市场环境的变化,传统的“印度路径”(普通仿制药)和“日本路径”(Me-too/better创新药)均不再完全适用。报告建议中国药企应重点关注无菌注射剂出口和生物类似物领域的国际化机会,同时在国内市场深耕专科药大单品升级和新技术平台突围。
本章节通过对印度、日本和中国医药产业国际化路径的详细对比,揭示了各国药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市场环境下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成效。
印度药企的国际化始于制造端,成功抓住了美国仿制药市场扩容的窗口期。报告指出,印度主要药企在2000年至2015年间,其原料药主文件(DMF)激活个数和简化新药申请(ANDA)获批个数均呈现显著增长,远超日本和中国同行。例如,印度主要公司在2000年代初期的DMF激活个数和ANDA获批个数均有大幅提升,反映了其在仿制药领域的快速布局。印度药企的海外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70%-80%的高位,表明其对美国药品监管、制造和销售体系的深度融入。
相比之下,日本药企则通过创新药升级实现国际化,并充分利用本国庞大的医药消费市场进行积累。日本主要药企的DMF和ANDA获批数量相对较少,但在新药申请(NDA)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方面表现突出,显示其更侧重于原研创新。日本药企的研发费用率普遍较高,例如在2010年代中期达到15%-20%,远高于中国和印度药企。其海外收入占比在2007年至2015年间逐步提升至50%-60%,并通过海外收购等形式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进程。
报告分析了中国与日本、印度在医药产业环境上的异同。中国与日本在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医药销售市场扩容和医保控费环境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中国仿制药销售额/量占比高于日本改革初期,且更快进入慢速增长阶段,导致中国仿制药企的积累期相对更短。日本在1980年代开始实施医保控费,并通过支付政策推广仿制药使用量,使得2008年至2018年间仿制药渗透率快速提升,仿制药公司收入增速中位数甚至优于创新药企。
在制造业基础方面,中国与印度有相似的规模制造下的原料和人工优势,但中国错过了美国普通仿制药升级的“黄金窗口期”。报告通过对比中印医药相关出口额变化图表,显示印度在2000年代初期的出口额快速增长,而中国在2010年之后才开始加速。在FDA检查结果方面,印度主要公司在2010年代的“无行动指示”(NAI)和“自愿行动指示”(VAI)占比高于“官方行动指示”(OAI),而中国公司在某些年份的OAI占比相对较高,反映了在质量管理体系上仍有提升空间。
财务数据显示,中国药企在盈利能力(EBIT Margin通常在10%-15%)、研发投入(研发费用率在5%-10%)和海外收入占比(10%-20%)等方面,均介于日本和印度公司之间。这表明中国药企既有制造出口的基因,也开始向创新转型,但国际化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报告总结,在药品消费市场增长降速的环境下,中国药企的突围需要依靠“真创新”的培育和“差异化国际化输出”,包括国内疾病谱变化下的专科药大单品升级以及高质量的国际化制造出口。
本章节深入剖析了美国医药市场环境的最新变化,包括流通端的集中化、IRA法案的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对不同类型药品盈利窗口期的影响,并特别强调了生物类似物领域的新机遇。
美国药品定价和流通体系由多利益主体制衡,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处方替换(仿制药/生物类似物)和处方开拓(创新药/孤儿药)的分别定价。报告指出,流通环节的集中化导致议价能力进一步增强。2022年,美国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市场高度集中,CVS Health (Caremark)占据47.2%的市场份额,Cigna (Evernorth/Express Scripts)和UnitedHealth (OptumRx)分别占据23.6%和14.2%。药品越接近标品或制造业属性越强,流通环节的议价能力就越重要,这导致可替代性产品的盈利窗口期收窄。PBM和GPO(集团采购组织)的经营利润率远高于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例如PBM的经营利润率可达20%以上,而制造商仅为4.2%,凸显了流通环节的强势地位。
《通胀削减法案》(IRA)的推行是美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核心变量。IRA的核心内容包括:对超过通胀的药品涨价征收额外回扣(rebate),并提高生物类似物的支付标准;新增Medicare D(处方药计划)的2000美元年度自费上限;允许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对高价药直接进行价格谈判(2026年D项目10个,2027年D项目15个,2028年B+D项目15个,2029年B+D项目20个);以及将胰岛素的月费用限制在35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IRA有望在2022-2031年间缩减2366亿美元的联邦财政赤字,其中Medicare价格谈判预计节约985亿美元。这些政策变化将大幅降低药企的盈利空间,特别是对于高价品牌药。
在流通端集中和IRA法案的双重影响下,美国Me-too/better类创新药的盈利窗口期正在缩窄。报告指出,Fast-follow策略虽然仍有效,但第三名之后上市的产品销售价值量占比大幅下降,竞争日益激烈。以美国生物类似物为例,即使是Me-too/better产品上市后,原研药和Fast-follow产品的盈利窗口也受到挤压。
然而,美国仿制药市场也呈现出短缺与高利润率并存的现象。在充分竞争的普通仿制药领域,价格压力持续存在,周期性增强,导致高成本供应商退出,药品供应阶段性短缺加剧。2023年7月以来,美国周度新增药品短缺数量达到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部分运营效率和质量管理能力强的供应商(如Gland)仍能维持较高的利润率(EBIT Margin在40%-45%),这更多来自于其卓越的运营效率和质量而非单纯的成本竞争。
生物类似物领域则被视为中国药企国际化的重要新机遇。2021年FDA首次批准可互换生物类似物以来,生物类似物的可及性快速提升。2023年第一季度,修美乐(Humira)美国专利到期后,多个生物类似物陆续进入市场销售,预计将对美国市场的教育和渗透产生深远影响。报告预测,2023-2027年间,美国大分子专利到期金额将达到423亿美元。生物类似物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制造化”,处方教育的重要性下降,而可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和高质量制造输出成为关键竞争要素。临床能力要求的下降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和缩短上市时间,这进一步强化了制造能力在后续Fast-follow策略中的重要性,而这正是中国药企的优势领域。
本章节通过对日本第一三共(Daiichi Sankyo)和约旦Hikma制药公司的案例分析,为中国药企的国际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三共是日本估值和研发费用率最高的药企之一,其增长主要依赖自有产品(包括合作产品)而非大规模并购。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一直较高,从2007年的约50%稳步提升至2022年的约70%,显示其强大的国际化能力。
第一三共的品种策略经历了从Me-better产品(如奥美沙坦系列、依度沙班、普拉格雷)销售不及预期,到成功衔接First-in-class创新药(如DS-8201/Enhertu)的转型。2016年年报首次提及DS-8201的巨大潜力,随着该产品于2019年第四季度上市销售及临床数据持续读出,公司研发重心进一步向肿瘤管线倾斜,并上调了对核心ADC(抗体偶联药物)产品的销售预期,实现了新增长曲线的良好衔接。
其研发战略体现为“Accelerate & Focused”(加速与聚焦)。公司通过精简治理结构以实现快速高质量决策,建立了治疗领域战略职能,并统一了全球临床科学家团队,以提升研发效率。市值增长的催化剂主要来源于核心管线的商业化合作(例如DS-1062与阿斯利康的战略合作,DS-8201与阿斯利康的战略合作)以及关键临床数据的披露。这些举措使得第一三共在面对奥美沙坦酯等重磅产品专利到期带来的挑战时,能够通过持续的创新研发实现业绩的持续增长。
Hikma制药的成功经验在于其对美国仿制药注射剂合规产能建设和市场窗口期的精准把握。通过2011年收购MSI等一系列并购,Hikma大幅推进了其在美国的仿制药注射剂业务,丰富了产品梯队,并带动了整体经营利润率的显著提升。例如,其EBIT Margin从2005年的约10%提升至2015年的30%以上。在2011年至2024年期间,Hikma的美国仿制药注射剂业务经历了大幅增长,单个ANDA美国注射剂收入在2011-2015年间快速增长,显示了其在特定市场窗口期的强大执行力。
然而,Hikma也提供了关于仿制药商业化窗口期误判的教训。公司在专科仿制药(特别是吸入制剂等)领域的增速和盈利能力不及预期,导致其第二条增长曲线展开较慢。2022年,Hikma因吸入制剂相关减值导致其Generics业务盈利能力大幅不及预期,这表明即使在仿制药领域,对市场竞争要素和商业化策略的准确判断也至关重要。
本章节基于前述分析,为中国药企的国际化路径提供了具体的投资建议,强调了国内市场仿创升级与对外制造出口的平行增长逻辑,并指明了适合中国药企的美国市场国际化策略。
报告认为,中国庞大的药品消费人口/市场和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决定了国内市场仿创升级和对外制造出口有望构成平行的增长逻辑。对于国内市场,中国龙头药企的产业升级路径大概率是“先中国再世界”。在国家集中采购(国采/集采)降价和医保控费的背景下,普通仿制药的销售增速和利润率中枢下行。中国医药工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在2017年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有所下降,销售增长率也呈现波动。医保支出增速在医保扩容期后放缓,例如2010年代中期医保支出增速从30%以上降至10%左右。
在此背景下,专科药(Specialty)大单品升级仍有超额收益空间。同时,本土Best-in-class创新药的设计和立项需要持续培育,新技术平台投资可能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报告建议关注国内药企在创新技术平台上的突破机会。
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市场国际化的核心在于对美国药品监管、支付、流通环节的深刻理解,以及中国竞争要素与美国市场窗口期的精准匹配。“印度路径”和“日本路径”均不完全适合中国药企。
报告通过中国主要公司DMF激活个数、ANDA获批个数和临床获批及申报/上市个数的图表,显示极少部分中国公司(如健友股份、普利制药)把握了美国的仿制药窗口期。同时,极少有公司能同时推进原料药外销和创新药临床,且几乎没有公司能同时做到临床推进领先并在美国仿制药国际化取得显著进展。这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药企需要选择差异化、聚焦的国际化路径。
本报告对中国药企的国际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的遥望与反思,指出在全球医药市场增速放缓和支付端控费加剧的背景下,中国药企的产业升级需聚焦“真创新”和“差异化国际化输出”。通过对比印度和日本药企的经验,报告强调了中国药企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与机遇。
报告核心建议中国药企应立足于国内市场的专科药大单品升级和新技术平台突围,同时在国际化方面,精准匹配中国高品质医药制造优势与美国市场窗口期。具体而言,应重点关注无菌注射剂出口和生物类似物领域,利用中国在高质量制造方面的“后发优势”,而非简单复制印度或日本的传统路径。报告还提示了审评政策、临床进度、国际经贸政策和技术迭代等潜在风险,为中国药企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专业且具前瞻性的分析框架和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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