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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周期系列2:百年贸易战的比较研究

康波周期系列2:百年贸易战的比较研究

研报

康波周期系列2:百年贸易战的比较研究

中心思想 百年贸易战的历史镜鉴与当前挑战 本报告通过比较1930年代的“百年贸易战”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入分析了康波周期背景下大国兴衰、货币体系重构、关税冲击、宏观政策应对、贸易格局演变及科技革命等核心议题。报告核心观点认为,历史周期率下没有新鲜事,以长周期研究锚定短周期位置,有助于理解当下并推测未来。 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与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正经历货币体系重构(美元走弱、黄金升值)、关税经济冲击(量的冲击远大于1930年代,对价格影响有限)、宏观政策应对(中国双宽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异曲同工)、贸易格局碎片化以及AI科技革命驱动下的主导国竞争。报告强调,在贫富差距加剧的背景下,关税壁垒作为保护旧经济的政治工具,其长期效果仍待观察。 主要内容 历史周期与大国兴衰的宏观审视 本章节从康波周期、技术迭代及政治诉求等角度,对1930年代与当前的大国兴衰背景进行了宏观审视,揭示了历史的周期性与相似性。 一、康波周期的更迭背后是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 康波周期所标志的世界经济长波更迭,其核心驱动力在于颠覆性技术革命的爆发,这往往伴随着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历史上,新兴追赶国凭借新技术范式挑战既有主导国地位,但这种挑战常遭遇主导国的战略压制。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挑战英国,以及上世纪80年代美国遏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战略角逐,正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报告指出,以长周期研究锚定短周期位置,有助于理解当下并推测未来。 六、技术迭代:康波周期中的科技革命 1930年代,世界从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美国和德国抓住了电气时代的技术进步机遇,实现了赶超,而英国则因技术路径依赖和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而陷入衰落。美国通用电气(GE)、福特汽车和德国西门子等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在此期间崛起,而英国传统产业巨头则逐渐衰败。当前,驱动下一轮康波周期繁荣的长波技术突破可能源自人工智能(AI)所引领的深刻范式革命。率先掌握AI相关技术突破的国家,将在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的角逐中占据优势。中国产业政策明确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倾斜,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加速研发突破,中美在AI领域的战略博弈已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报告提及,中国AI模型(如DeepSeek-R1)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AI发展格局,已位居全球AI大模型前十名。 七、关税背后的政治诉求:贫富差距下保护旧经济的选票工具 贫富差距的拉大往往导致政策上出现保护底层群体和旧经济的政治诉求,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护底层人民的选票工具,但历史经验表明其效果不佳。例如,1920年代美国通过关税保护农业部门,但效果不理想,直到大萧条后通过补贴才缓解了农民债务压力。当前,美国贫富分化加剧,最富有的0.1%家庭拥有13.8%的国家财富,而最底层的50%家庭仅拥有2.5%。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通过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回流,以保护工人就业和底层人民权益。然而,这一过程面临巨大挑战,包括美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和技能短缺,以及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企业不愿进行长期投资。 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与政策应对 本章节深入分析了货币体系的重构、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各国宏观政策的应对以及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变,并提供了数据支持。 二、货币体系重构,旧货币式微:1930年代英镑vs当下美元 (一) 债务与贸易视角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定位变化 1930年代,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和债权国,而英国则是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消费国和债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美国通过资本账户(债务链)和经常账户(贸易链)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当前,美国是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消费国和债务国,通过逆差输出美元,再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美元回流,维持了美元的全球霸权。中国则是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和债权国。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规模超过9000亿美元,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达123%。 (二) 1930年代黄金-当前黄金:从“货币之锚”到“信用备份” 1930年代,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和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媒介,货币发行量与黄金储备直接挂钩。1929年全球贸易额的60%以上通过黄金或金汇兑结算。当前,黄金更多作为储备资产和避险工具,国际结算主要依赖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美元占50%,欧元占22%),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比重大幅下降。报告指出,主权货币的交替和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伴随法币贬值和黄金升值,黄金作为非信用资产的终极价值尺度,在当前美元信用遭遇挑战、但缺乏明确挑战者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各国央行近年来纷纷增持黄金储备,例如中国黄金储备量从2000年的395吨升至2024年的2280吨。 (三) 旧货币的式微:1930年代英镑的没落vs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 一国货币成为重要国际货币取决于其综合国力、制度建设、币值稳定和开放政策。1920-1930年代英镑的没落源于英国经济与贸易实力下降(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13年的13.9%降至1929年的10.8%)、金本位下黄金储备枯竭(英国黄金储备降至6.02亿美元,美国升至45亿美元),以及从债权国到债务国的逆转导致信用崩溃和资本外逃(一战后英国债务/GDP比率飙升至140%)。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经济和贸易的相对优势缩小(GDP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32%降至26%,商品出口从12%降至8%),高额债务风险(债务/GDP比率达123%,利息支出占GDP比重超3%,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以及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加速了各国寻求替代货币的进程(“去美元化”趋势,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比例上升)。 (四) 新货币的崛起:1930年代美元vs当前潜在的挑战者? 1930年代美元的崛起,在于其在全球债务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逐渐超越英镑。这得益于美国经济和贸易规模超越英国(1921-1929年美国年均出口占全球17%),黄金储备大幅流向美国保障了美元信用(美国黄金储备占比从1913年的26.6%升至1924年的45.7%),以及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通过借款和援助(如《道威斯计划》)向全球输送美元。当前,美元在外汇储备中占比接近60%,贸易结算占比接近50%,仍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排名第二,但其挑战尚未让投资者信服。在美元强势地位减弱而无新货币承接的背景下,黄金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 三、关税对经济的冲击:量——或远大于1930年代;价——影响或有限 (一) 经济影响:全球化程度加深,贸易占比提升,当前关税冲击或远大于1930年代 1930年代,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并不显著,大萧条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的低迷。1929-193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平均-9.3%,净出口对GDP的拖累仅3%左右,而国内需求萎缩的拖累高达46%-56%。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加剧了债务通缩。当前,全球化程度显著加深,贸易占比大幅提升(1930年代美国出口占GDP比重仅4-5%,当前全球出口占GDP总额接近30%,中国接近20%)。因此,当前关税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大于1930年代,尤其对就业(中国外贸带动就业1.8亿人,占全国20%以上)和居民收入产生深层影响。 (二) 价格影响:逆差国通胀压力&顺差国通缩压力,仍待观测 理论上关税会抬高进口价格,对逆差国造成通胀压力,并对顺差国造成通缩压力。1920-1930年代,逆差国(英、法)的价格抬升并不显著,主要受战后重建需求提振影响,关税是次要因素。顺差国(美国)也未出现显著通缩压力,大萧条中的价格下行更多来自国内需求的萎靡。当前,逆差国(美国)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尚不明晰,可类比增值税(一次性冲击)或供给冲击(持久通胀)两种假设。顺差国(中国)的货币政策较1930年代美国更灵活,双宽政策配合内需刺激,可能使关税对国内价格下行的影响不显著。 四、政策应对:对内双宽,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逆差国倾向维持壁垒 (一) 对内:财政、货币双宽,货币贬值 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内需(政府债务/GNP从1929年的16%升至1939年的45%)。货币政策上,美国放弃金本位,通过货币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42%)和美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成功摆脱通缩困局,GDP同比从1932年的-12.9%升至1934年的10.8%。当前中国政策路径类似,通过货币宽松(降准降息)和财政扩张(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前置)刺激内需。中国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25Q1为63%),财政仍有较大发力空间。 (二) 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合作,逆差国寻求壁垒 1930年代美国作为贸易顺差国,为输出产能,于1934年后通过《互惠贸易法案》与多国谈判下调关税,平均关税率从1932年的59.1%降至1939年的37.3%。当前中国作为顺差国,积极寻求贸易合作,深化与东盟、欧盟等关键经济体的合作谈判,并加速推进RCEP框架下的市场整合。1930年代英国作为贸易逆差国,为应对资本外流和扭转逆差,维持高关税壁垒,并成立英镑集团。当前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与1930年代英国类似,倾向于通过关税壁垒缓解债务压力和引导制造业回流,短期内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筹码。历史上,顺差大国也曾通过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方式消化顺差,如1830-1914年英国的对外投资和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五、贸易格局:关税驱动多极化贸易体系加速形成 1930年代全球贸易战爆发后,形成了“小院高墙”的分散化贸易形式,以英镑区和美元集团为代表的货币集团主导国享受贸易优势和铸币权。这些集团内部要求固定采用主导货币结算,为货币汇率的企稳提供了支撑。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正在加速多极化贸易体系的形成。中国正深化与欧盟、东盟的合作,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日本与欧盟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并主导CPTPP贸易圈构建“去美国化”市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也在加速发展,围绕推进以亚洲为重点的区域自由贸易进程进行交流。 总结 本报告通过对1930年代“百年贸易战”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康波周期下大国兴衰的规律性。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经历货币体系重构,美元面临挑战,黄金作为价值储备的地位凸显;关税对经济的冲击程度远超1930年代,但对价格的影响可能有限;各国宏观政策正积极应对,中国采取了类似罗斯福新政的“双宽”策略刺激内需;贸易格局正加速向多极化演变,区域贸易合作日益紧密;AI科技革命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关税背后的政治诉求,即通过保护旧经济来缓解贫富差距,其长期效果仍面临挑战。报告强调,历史经验虽不代表未来,但能为理解当下和推测未来提供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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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创证券

  • 发布日期:

    2025-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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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

百年贸易战的历史镜鉴与当前挑战

本报告通过比较1930年代的“百年贸易战”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入分析了康波周期背景下大国兴衰、货币体系重构、关税冲击、宏观政策应对、贸易格局演变及科技革命等核心议题。报告核心观点认为,历史周期率下没有新鲜事,以长周期研究锚定短周期位置,有助于理解当下并推测未来。

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与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正经历货币体系重构(美元走弱、黄金升值)、关税经济冲击(量的冲击远大于1930年代,对价格影响有限)、宏观政策应对(中国双宽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异曲同工)、贸易格局碎片化以及AI科技革命驱动下的主导国竞争。报告强调,在贫富差距加剧的背景下,关税壁垒作为保护旧经济的政治工具,其长期效果仍待观察。

主要内容

历史周期与大国兴衰的宏观审视

本章节从康波周期、技术迭代及政治诉求等角度,对1930年代与当前的大国兴衰背景进行了宏观审视,揭示了历史的周期性与相似性。

  • 一、康波周期的更迭背后是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 康波周期所标志的世界经济长波更迭,其核心驱动力在于颠覆性技术革命的爆发,这往往伴随着大国兴衰的时代背景。历史上,新兴追赶国凭借新技术范式挑战既有主导国地位,但这种挑战常遭遇主导国的战略压制。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挑战英国,以及上世纪80年代美国遏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战略角逐,正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报告指出,以长周期研究锚定短周期位置,有助于理解当下并推测未来。

  • 六、技术迭代:康波周期中的科技革命 1930年代,世界从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美国和德国抓住了电气时代的技术进步机遇,实现了赶超,而英国则因技术路径依赖和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而陷入衰落。美国通用电气(GE)、福特汽车和德国西门子等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在此期间崛起,而英国传统产业巨头则逐渐衰败。当前,驱动下一轮康波周期繁荣的长波技术突破可能源自人工智能(AI)所引领的深刻范式革命。率先掌握AI相关技术突破的国家,将在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的角逐中占据优势。中国产业政策明确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倾斜,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加速研发突破,中美在AI领域的战略博弈已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报告提及,中国AI模型(如DeepSeek-R1)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AI发展格局,已位居全球AI大模型前十名。

  • 七、关税背后的政治诉求:贫富差距下保护旧经济的选票工具 贫富差距的拉大往往导致政策上出现保护底层群体和旧经济的政治诉求,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保护底层人民的选票工具,但历史经验表明其效果不佳。例如,1920年代美国通过关税保护农业部门,但效果不理想,直到大萧条后通过补贴才缓解了农民债务压力。当前,美国贫富分化加剧,最富有的0.1%家庭拥有13.8%的国家财富,而最底层的50%家庭仅拥有2.5%。在此背景下,美国希望通过关税壁垒引导制造业回流,以保护工人就业和底层人民权益。然而,这一过程面临巨大挑战,包括美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数量和技能短缺,以及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这些因素都使得企业不愿进行长期投资。

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迁与政策应对

本章节深入分析了货币体系的重构、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各国宏观政策的应对以及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变,并提供了数据支持。

  • 二、货币体系重构,旧货币式微:1930年代英镑vs当下美元

    • (一) 债务与贸易视角下,各主要经济体的定位变化 1930年代,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和债权国,而英国则是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消费国和债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重塑了全球经济权力格局,美国通过资本账户(债务链)和经常账户(贸易链)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当前,美国是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国、消费国和债务国,通过逆差输出美元,再通过债务扩张实现美元回流,维持了美元的全球霸权。中国则是贸易顺差国、生产国和债权国。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规模超过9000亿美元,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达123%。
    • (二) 1930年代黄金-当前黄金:从“货币之锚”到“信用备份” 1930年代,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和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媒介,货币发行量与黄金储备直接挂钩。1929年全球贸易额的60%以上通过黄金或金汇兑结算。当前,黄金更多作为储备资产和避险工具,国际结算主要依赖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美元占50%,欧元占22%),黄金作为支付手段的比重大幅下降。报告指出,主权货币的交替和货币体系的变革往往伴随法币贬值和黄金升值,黄金作为非信用资产的终极价值尺度,在当前美元信用遭遇挑战、但缺乏明确挑战者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各国央行近年来纷纷增持黄金储备,例如中国黄金储备量从2000年的395吨升至2024年的2280吨。
    • (三) 旧货币的式微:1930年代英镑的没落vs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 一国货币成为重要国际货币取决于其综合国力、制度建设、币值稳定和开放政策。1920-1930年代英镑的没落源于英国经济与贸易实力下降(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13年的13.9%降至1929年的10.8%)、金本位下黄金储备枯竭(英国黄金储备降至6.02亿美元,美国升至45亿美元),以及从债权国到债务国的逆转导致信用崩溃和资本外逃(一战后英国债务/GDP比率飙升至140%)。当前美元面临的挑战包括:美国经济和贸易的相对优势缩小(GDP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32%降至26%,商品出口从12%降至8%),高额债务风险(债务/GDP比率达123%,利息支出占GDP比重超3%,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以及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加速了各国寻求替代货币的进程(“去美元化”趋势,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比例上升)。
    • (四) 新货币的崛起:1930年代美元vs当前潜在的挑战者? 1930年代美元的崛起,在于其在全球债务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逐渐超越英镑。这得益于美国经济和贸易规模超越英国(1921-1929年美国年均出口占全球17%),黄金储备大幅流向美国保障了美元信用(美国黄金储备占比从1913年的26.6%升至1924年的45.7%),以及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债权国通过借款和援助(如《道威斯计划》)向全球输送美元。当前,美元在外汇储备中占比接近60%,贸易结算占比接近50%,仍占据主导地位。欧元排名第二,但其挑战尚未让投资者信服。在美元强势地位减弱而无新货币承接的背景下,黄金可能成为更受青睐的外汇储备选择。
  • 三、关税对经济的冲击:量——或远大于1930年代;价——影响或有限

    • (一) 经济影响:全球化程度加深,贸易占比提升,当前关税冲击或远大于1930年代 1930年代,关税对经济的冲击并不显著,大萧条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消费和私人部门投资的低迷。1929-193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平均-9.3%,净出口对GDP的拖累仅3%左右,而国内需求萎缩的拖累高达46%-56%。金本位制下货币政策的约束,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加剧了债务通缩。当前,全球化程度显著加深,贸易占比大幅提升(1930年代美国出口占GDP比重仅4-5%,当前全球出口占GDP总额接近30%,中国接近20%)。因此,当前关税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远大于1930年代,尤其对就业(中国外贸带动就业1.8亿人,占全国20%以上)和居民收入产生深层影响。
    • (二) 价格影响:逆差国通胀压力&顺差国通缩压力,仍待观测 理论上关税会抬高进口价格,对逆差国造成通胀压力,并对顺差国造成通缩压力。1920-1930年代,逆差国(英、法)的价格抬升并不显著,主要受战后重建需求提振影响,关税是次要因素。顺差国(美国)也未出现显著通缩压力,大萧条中的价格下行更多来自国内需求的萎靡。当前,逆差国(美国)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尚不明晰,可类比增值税(一次性冲击)或供给冲击(持久通胀)两种假设。顺差国(中国)的货币政策较1930年代美国更灵活,双宽政策配合内需刺激,可能使关税对国内价格下行的影响不显著。
  • 四、政策应对:对内双宽,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逆差国倾向维持壁垒

    • (一) 对内:财政、货币双宽,货币贬值 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转向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内需(政府债务/GNP从1929年的16%升至1939年的45%)。货币政策上,美国放弃金本位,通过货币宽松(货币供应量增加42%)和美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成功摆脱通缩困局,GDP同比从1932年的-12.9%升至1934年的10.8%。当前中国政策路径类似,通过货币宽松(降准降息)和财政扩张(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前置)刺激内需。中国政府杠杆率相对较低(25Q1为63%),财政仍有较大发力空间。
    • (二) 对外:顺差国寻求贸易合作,逆差国寻求壁垒 1930年代美国作为贸易顺差国,为输出产能,于1934年后通过《互惠贸易法案》与多国谈判下调关税,平均关税率从1932年的59.1%降至1939年的37.3%。当前中国作为顺差国,积极寻求贸易合作,深化与东盟、欧盟等关键经济体的合作谈判,并加速推进RCEP框架下的市场整合。1930年代英国作为贸易逆差国,为应对资本外流和扭转逆差,维持高关税壁垒,并成立英镑集团。当前美国作为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与1930年代英国类似,倾向于通过关税壁垒缓解债务压力和引导制造业回流,短期内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筹码。历史上,顺差大国也曾通过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方式消化顺差,如1830-1914年英国的对外投资和二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 五、贸易格局:关税驱动多极化贸易体系加速形成 1930年代全球贸易战爆发后,形成了“小院高墙”的分散化贸易形式,以英镑区和美元集团为代表的货币集团主导国享受贸易优势和铸币权。这些集团内部要求固定采用主导货币结算,为货币汇率的企稳提供了支撑。当前,美国关税政策正在加速多极化贸易体系的形成。中国正深化与欧盟、东盟的合作,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日本与欧盟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并主导CPTPP贸易圈构建“去美国化”市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也在加速发展,围绕推进以亚洲为重点的区域自由贸易进程进行交流。

总结

本报告通过对1930年代“百年贸易战”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康波周期下大国兴衰的规律性。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经历货币体系重构,美元面临挑战,黄金作为价值储备的地位凸显;关税对经济的冲击程度远超1930年代,但对价格的影响可能有限;各国宏观政策正积极应对,中国采取了类似罗斯福新政的“双宽”策略刺激内需;贸易格局正加速向多极化演变,区域贸易合作日益紧密;AI科技革命成为新一轮康波周期主导国竞争的核心变量;而关税背后的政治诉求,即通过保护旧经济来缓解贫富差距,其长期效果仍面临挑战。报告强调,历史经验虽不代表未来,但能为理解当下和推测未来提供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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