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Liver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现状调研报告(2024版)

中心思想 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现状与挑战并存 本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现状，揭示了该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潜在机遇。肝脏作为实体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其转移显著恶化患者预后，但目前国内除结直肠癌和胃癌外，多数实体瘤伴肝转移仍缺乏权威、规范的诊疗指南。调研结果显示，尽管医生普遍认识到肝转移的危害性，但对现有治疗手段的满意度不高，且不同地区、级别医院在诊疗理念和药物选择上存在差异。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肝转移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报告强调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实体瘤伴肝转移治疗中的重要地位。绝大多数受访医生认可其疗效，并认为其能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等联合应用，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然而，医生在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时仍存在对出血风险、患者耐受性及疗效证据的顾虑。报告呼吁加强医疗资源投入、推广规范化诊疗、促进多学科协作，并深化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临床研究，以期优化治疗策略，改善患者生存结局。 主要内容 项目背景与诊疗概况 一、项目背景 1.肿瘤诊疗相关国家政策背景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将癌症防治行动纳入“健康中国行动”15个专项行动之一，并先后发布了两轮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2023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完善癌症防治体系，提升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升至46.6%。 “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医疗服务同质化程度，强化肿瘤用药管理，提升用药规范化水平。 尽管政策大力推行规范化诊疗，但在恶性肿瘤伴肝转移的认知和诊疗水平方面仍有待提升。 2.当前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概况 肝脏因其丰富的血液供应，是绝大多数实体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发生率是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18-40倍。 5.1%的患者在癌症初诊时即存在同时性肝转移，比例因原发肿瘤类型而异（前列腺癌0.3%至胰腺癌35%）。 肝转移癌中最常见的原发肿瘤是结直肠癌，其次是胰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和肺癌。消化系统肿瘤因静脉血流经肝门静脉回流，更易发生肝转移。 肝转移会使泛癌种肿瘤患者死亡风险提高近40%，中位总生存期（OS）约为4个月。 诊断手段包括超声、CT、MRI和PET等影像学检查，早期诊断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可切除肝转移瘤患者以手术为主要潜在根治手段，肝移植作用仍存争议。 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革新了肝转移癌的治疗范式。 肺癌伴肝转移： SCLC伴肝转移发生率17%，1年OS率19%；NSCLC伴肝转移发生率约20%，中位OS不足一年。系统治疗是主要方案，局部巩固治疗或可改善预后。 结直肠癌伴肝转移： 30%-50%患者在病程中发生肝转移，约50%为同时性。左侧CRC更易转移。可切除CRLM以肝脏病灶切除为主，术后5年生存率20-50%。复发风险评分（CRS）指导围术期治疗，转化治疗以化疗为基石，可联合EGFR靶向或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 胰腺癌伴肝转移： 80%晚期胰腺癌患者最终出现肝转移，中位OS小于6个月。不建议姑息性肝转移灶切除，化疗是主要选择。 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伴肝转移： 80%诊断时为不可切除晚期。晚期以全身治疗为主，中位OS短于12个月。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部分患者有效。 胃癌伴肝转移： 初诊发生率约10%，全病程发生率约40%。中位OS约1年。系统治疗是主要方案，仅在可根治性切除前提下考虑手术。 食管癌伴肝转移： 约50%诊断时无法根治，以全身治疗为主。含铂化疗为基石，可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抗HER2靶向药物。肝转移灶切除预后意义有待研究。 乳腺癌伴肝转移： 肝脏是第三大常见转移器官。中位OS为3-15个月，系统治疗是主要选择。 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伴肝转移： 卵巢癌肝转移发生率约30%-50%。R0肿瘤细胞减灭术（CSR）是预后有利因素，R0肝切除是其组成部分。系统治疗是主要选择，不能根治者中位OS约10个月。宫颈癌伴肝转移罕见，中位OS约10个月，仅对可根治、小体积病灶考虑手术。 总结：实体瘤伴肝转移发生率高，预后差，是重要疾病负担。除CRC和胃癌外，多数缺乏规范诊疗方案。医疗资源和知识分布不均导致医生认知不足。 调研结果与医生诊疗观念 二、调研结果 1.调研概况 调研由中国抗癌协会指导、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主办，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进行。 共收集314份有效问卷，覆盖全国各区域和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受访医生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及中部地区，西南地区问卷回收较少，与医疗资源分布一致。 大部分受访医生在综合医院工作（89.2%），三级甲等医院占比超50%（综合医院53.9%，专科医院70.6%）。 55.7%的受访医生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 主要工作科室包括肿瘤内科（60.8%）、肿瘤科（17.2%）、肿瘤外科（7.3%）等。 业务主要涉及的肿瘤类型包括消化系统肿瘤（85.7%）、肺癌（79.0%）、乳腺癌（68.2%）和妇科肿瘤（45.5%）等。 调研存在局限性，如数据来源于抽样样本，可能存在回忆或反应偏差，样本数量有限，未纳入患者基线状况和不同治疗方案疗效等。 2.临床常见实体瘤伴肝转移患者就诊分布情况 受访医生所在科室平均每月新接诊21.2例伴有肝转移的晚期实体瘤患者，占总接诊肿瘤患者的29.0%。 东部地区医院接诊实体瘤伴肝转移患者最多，平均每月24.4例。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接诊患者相对更多，平均每月26.8例。这与我国医疗资源和患者就诊偏好情况基本一致。 3.受访医生对临床常见实体瘤伴肝转移流行病学及管理现状的观念 流行病学认知： 受访医生排序的肝转移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结直肠癌、胃癌、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胰腺癌、胆道系统肿瘤、食管癌、乳腺癌、卵巢癌和宫颈癌，总体与实际流行病学数据接近。但医生倾向高估胃癌、胆道系统肿瘤发生率，低估胰腺癌发生率。 预后认知： 绝大多数受访医生（97.5%）认同肝转移会使得实体瘤患者预后更差。 治疗手段： 受访医生常用的治疗手段为手术治疗+局部治疗+药物治疗。 满意度： 83.8%的受访医生对实体瘤伴肝转移现有治疗手段不够满意。 3.1肺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39.5%），其次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35.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选择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的比例分别为80.6%和68.0%；东部地区该比例高达88.6%。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在一线治疗中的选择比例约为50-55%。 二线及后线治疗： 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使用频率逐步上升（一线53.2% -> 二线54.8% -> 三线及后线58.1%）。在三线及后线治疗中，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为65.6%，高于非三甲医院的50.6%。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诱导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维持治疗）（48.0%）。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40-50%。 二线及后线治疗： 化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地位和使用频率上升（一线48.8% -> 二线57.2% -> 三线及后线68.9%）。在三线及后线治疗中，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为70.5%，高于非三甲医院的67.2%。 3.2结直肠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及二线治疗： 首选抗血管生成药物或EGFR靶向药物+化疗（59.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分别为64.2%和69.2%。 三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抗血管TKI单药（29.4%），其次为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27.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首选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作为三线及后线治疗的比例分别为57.9%和54.8%。 3.3胰腺癌&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36.1%）和单纯化疗（33.1%）。抗血管生成药物用药意愿约为30-40%，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药意愿约为50-60%。 二线及后线治疗： 治疗方案与一线类似，抗血管生成药物用药意愿约为30-40%，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药意愿约为40-50%。 3.4胃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37.2%），其次为单纯化疗（24.9%）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24.5%）。抗血管生成药物+免疫+化疗的比例为16.0%，东部地区该比例更高（20.5%）。 3.5食管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54.6%）。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20-30%。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40.9%）。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35-40%。 3.6乳腺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 首选含HER2靶向药物的方案（72.0%），东部地区该比例高达87.0%。 HR阳性晚期乳腺癌： 首选CDK4/6抑制剂+内分泌治疗（39.7%）和内分泌治疗（37.9%）。含内分泌治疗方案的认可度在70%以上。 晚期三阴乳腺癌： 一线治疗： 首选单纯化疗（42.1%）。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20-30%。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单纯化疗（27.6%）和单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26.2%）。含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方案认可度约为40%。 3.7妇科肿瘤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48.3%），其次为抗血管生成药物（35.0%）。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认可度高达90%以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认可度在70%以上。 二线及后线治疗： 治疗方案与一线类似，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认可度高达80%以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认可度在70%以上。 3.8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实体瘤伴肝转移治疗中的应用 疗效认可度： 98.1%的受访医生认可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肝脏这类血供丰富转移灶中具有一定疗效。 联合增效作用： 83.8%的医生认为抗血管生成药物可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的疗效，77.3%认为可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疗效，73.4%认为可增强单纯化疗疗效，56.2%认为可增强局部治疗疗效。 顾虑： 6位医生不认可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顾虑包括“病灶靠近大血管且有出血风险”（4位）、“伴肝转移患者身体状态差，无法耐受”（3位）、“抗血管生成药物对原发灶控制不佳”（2位）和“疗效证据不充分”（2位）。 药物类型差异： 80.8%的医生认为不同类型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大分子、小分子、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在疗效上存在差异，其中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被认为疗效最佳。65.4%的医生认为安全性存在差异，其中大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被认为安全性最佳。 三、调研报告主要发现及倡议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部分临床医生对新治疗手段了解滞后，需加大投入和培训。 现有治疗手段满意度低： 绝大多数医生对实体瘤伴肝转移现有治疗手段不满意，需优化治疗方案并探索新药。 肝转移特征需细致调查： 肝转移灶的数目、大小和位置等因素影响可切除性，后续调研可深入探索。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规范化使用： 单纯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肝转移患者疗效不佳，需规范使用以避免资源浪费和不良反应。 抗血管生成药物作用受认可： 多数医生认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治疗作用，并认为不同类型药物在疗效和安全性上存在差异，应结合作用机制选择合适药物并联合规范化治疗。 四、评审专家组建议 专家组普遍认为本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现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参考价值。 报告内容翔实，覆盖范围广，能反映临床实际情况，对日后临床工作、特别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合理应用具有参考意义。 强调肝转移显著降低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但多数实体瘤缺乏科学、严谨的指南或共识，报告有助于了解医生认知，推动规范化诊治体系建立。 指出不同级别、类型和地区医院在治疗选择上的差异，例如非三甲医院医生更倾向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 肯定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如安罗替尼）在肝转移治疗中的作用机制和潜力，但也提醒需谨慎关注其安全性隐患（如出血风险）。 建议后续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增加样本量，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对治疗的影响，加强对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研究，并持续跟踪和更新诊疗现状。 特别提到乳腺癌HER2阳性患者选择含抗HER2靶向治疗的比例（72%）低于临床预期，以及肺癌伴肝转移患者中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协同增效作用。 呼吁关注并解决基层医院使用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困难，提升基层医院抗血管生成治疗观念，优化综合应用。 五、参考文献 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文献列表，支持其引用的流行病学数据、诊疗指南和临床研究结果。 总结 本《2024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现状调研报告》通过对全国临床医生的广泛调研，全面揭示了我国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领域的现状、挑战与机遇。报告指出，肝转移是实体瘤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除少数癌种外，多数实体瘤伴肝转移仍缺乏统一的规范化诊疗指南，导致不同地区和级别医院间诊疗水平存在差异。 调研数据表明，医生普遍认识到肝转移的严重性，但对现有治疗手段的满意度较低。在具体治疗方案选择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是多种实体瘤伴肝转移的一线主流选择，而抗血管生成药物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的应用频率和认可度显著提升，尤其在肝脏这类血供丰富的转移灶中，其疗效得到绝大多数医生的认可，并被认为能与免疫治疗、化疗等协同增效。然而，医生对出血风险、患者耐受性及疗效证据的顾虑仍需关注。 报告呼吁多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医疗资源投入与分配、推广指南应用、推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鼓励临床研究与创新、提高患者教育与管理水平以及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以期逐步提升我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水平，优化治疗策略，最终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