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思想 宠物经济崛起与保险市场潜力 中国宠物行业在经济高速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及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已从启蒙期迈向成熟期，市场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2021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接近2500亿元，猫狗数量达1.1亿只。然而，宠物保险作为新兴细分市场，其渗透率仅为14.4%，在宠物行业细分市场中占比0.6%，远低于宠物食品、医疗等传统板块，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 挑战与机遇并存：科技赋能健康管理 国内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面临宠物医疗行业不规范、诊疗费用不透明、医院质量参差不齐以及理赔风控困难等多重挑战。然而，互联网巨头和宠物行业玩家的积极入局，以及鼻纹识别、大数据风控等新技术的应用，正推动宠物险产品创新和模式升级。未来，宠物保险的核心吸引力将从单纯的财务补偿转向提供全面的宠物健康管理和增值服务，通过与大型连锁宠物医院的合作和政策规范的逐步完善，有望实现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渗透率的快速提升。 主要内容 国内的宠物行业鸟瞰 宠物行业发展历程与市场结构 中国宠物行业自90年代启蒙期至今，经历了孕育期、发展期，目前正迈向成熟期。其

中心思想 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现状与挑战并存 本报告深入剖析了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现状，揭示了该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潜在机遇。肝脏作为实体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其转移显著恶化患者预后，但目前国内除结直肠癌和胃癌外，多数实体瘤伴肝转移仍缺乏权威、规范的诊疗指南。调研结果显示，尽管医生普遍认识到肝转移的危害性，但对现有治疗手段的满意度不高，且不同地区、级别医院在诊疗理念和药物选择上存在差异。 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肝转移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报告强调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实体瘤伴肝转移治疗中的重要地位。绝大多数受访医生认可其疗效，并认为其能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等联合应用，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然而，医生在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时仍存在对出血风险、患者耐受性及疗效证据的顾虑。报告呼吁加强医疗资源投入、推广规范化诊疗、促进多学科协作，并深化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临床研究，以期优化治疗策略，改善患者生存结局。 主要内容 项目背景与诊疗概况 一、项目背景 1.肿瘤诊疗相关国家政策背景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将癌症防治行动纳入“健康中国行动”15个专项行动之一，并先后发布了两轮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 2023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到2030年，完善癌症防治体系，提升筛查、早诊早治和规范诊疗水平，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升至46.6%。 “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动计划”旨在提高医疗服务同质化程度，强化肿瘤用药管理，提升用药规范化水平。 尽管政策大力推行规范化诊疗，但在恶性肿瘤伴肝转移的认知和诊疗水平方面仍有待提升。 2.当前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概况 肝脏因其丰富的血液供应，是绝大多数实体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发生率是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的18-40倍。 5.1%的患者在癌症初诊时即存在同时性肝转移，比例因原发肿瘤类型而异（前列腺癌0.3%至胰腺癌35%）。 肝转移癌中最常见的原发肿瘤是结直肠癌，其次是胰腺癌、乳腺癌、黑色素瘤和肺癌。消化系统肿瘤因静脉血流经肝门静脉回流，更易发生肝转移。 肝转移会使泛癌种肿瘤患者死亡风险提高近40%，中位总生存期（OS）约为4个月。 诊断手段包括超声、CT、MRI和PET等影像学检查，早期诊断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可切除肝转移瘤患者以手术为主要潜在根治手段，肝移植作用仍存争议。 化疗、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革新了肝转移癌的治疗范式。 肺癌伴肝转移： SCLC伴肝转移发生率17%，1年OS率19%；NSCLC伴肝转移发生率约20%，中位OS不足一年。系统治疗是主要方案，局部巩固治疗或可改善预后。 结直肠癌伴肝转移： 30%-50%患者在病程中发生肝转移，约50%为同时性。左侧CRC更易转移。可切除CRLM以肝脏病灶切除为主，术后5年生存率20-50%。复发风险评分（CRS）指导围术期治疗，转化治疗以化疗为基石，可联合EGFR靶向或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 胰腺癌伴肝转移： 80%晚期胰腺癌患者最终出现肝转移，中位OS小于6个月。不建议姑息性肝转移灶切除，化疗是主要选择。 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伴肝转移： 80%诊断时为不可切除晚期。晚期以全身治疗为主，中位OS短于12个月。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部分患者有效。 胃癌伴肝转移： 初诊发生率约10%，全病程发生率约40%。中位OS约1年。系统治疗是主要方案，仅在可根治性切除前提下考虑手术。 食管癌伴肝转移： 约50%诊断时无法根治，以全身治疗为主。含铂化疗为基石，可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抗HER2靶向药物。肝转移灶切除预后意义有待研究。 乳腺癌伴肝转移： 肝脏是第三大常见转移器官。中位OS为3-15个月，系统治疗是主要选择。 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伴肝转移： 卵巢癌肝转移发生率约30%-50%。R0肿瘤细胞减灭术（CSR）是预后有利因素，R0肝切除是其组成部分。系统治疗是主要选择，不能根治者中位OS约10个月。宫颈癌伴肝转移罕见，中位OS约10个月，仅对可根治、小体积病灶考虑手术。 总结：实体瘤伴肝转移发生率高，预后差，是重要疾病负担。除CRC和胃癌外，多数缺乏规范诊疗方案。医疗资源和知识分布不均导致医生认知不足。 调研结果与医生诊疗观念 二、调研结果 1.调研概况 调研由中国抗癌协会指导、中国抗癌协会康复分会主办，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进行。 共收集314份有效问卷，覆盖全国各区域和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受访医生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及中部地区，西南地区问卷回收较少，与医疗资源分布一致。 大部分受访医生在综合医院工作（89.2%），三级甲等医院占比超50%（综合医院53.9%，专科医院70.6%）。 55.7%的受访医生职称为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 主要工作科室包括肿瘤内科（60.8%）、肿瘤科（17.2%）、肿瘤外科（7.3%）等。 业务主要涉及的肿瘤类型包括消化系统肿瘤（85.7%）、肺癌（79.0%）、乳腺癌（68.2%）和妇科肿瘤（45.5%）等。 调研存在局限性，如数据来源于抽样样本，可能存在回忆或反应偏差，样本数量有限，未纳入患者基线状况和不同治疗方案疗效等。 2.临床常见实体瘤伴肝转移患者就诊分布情况 受访医生所在科室平均每月新接诊21.2例伴有肝转移的晚期实体瘤患者，占总接诊肿瘤患者的29.0%。 东部地区医院接诊实体瘤伴肝转移患者最多，平均每月24.4例。 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接诊患者相对更多，平均每月26.8例。这与我国医疗资源和患者就诊偏好情况基本一致。 3.受访医生对临床常见实体瘤伴肝转移流行病学及管理现状的观念 流行病学认知： 受访医生排序的肝转移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结直肠癌、胃癌、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胰腺癌、胆道系统肿瘤、食管癌、乳腺癌、卵巢癌和宫颈癌，总体与实际流行病学数据接近。但医生倾向高估胃癌、胆道系统肿瘤发生率，低估胰腺癌发生率。 预后认知： 绝大多数受访医生（97.5%）认同肝转移会使得实体瘤患者预后更差。 治疗手段： 受访医生常用的治疗手段为手术治疗+局部治疗+药物治疗。 满意度： 83.8%的受访医生对实体瘤伴肝转移现有治疗手段不够满意。 3.1肺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驱动基因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39.5%），其次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35.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选择含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的比例分别为80.6%和68.0%；东部地区该比例高达88.6%。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在一线治疗中的选择比例约为50-55%。 二线及后线治疗： 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使用频率逐步上升（一线53.2% -> 二线54.8% -> 三线及后线58.1%）。在三线及后线治疗中，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为65.6%，高于非三甲医院的50.6%。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SCLC）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诱导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维持治疗）（48.0%）。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40-50%。 二线及后线治疗： 化疗和抗血管生成治疗地位和使用频率上升（一线48.8% -> 二线57.2% -> 三线及后线68.9%）。在三线及后线治疗中，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为70.5%，高于非三甲医院的67.2%。 3.2结直肠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及二线治疗： 首选抗血管生成药物或EGFR靶向药物+化疗（59.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选择含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比例分别为64.2%和69.2%。 三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抗血管TKI单药（29.4%），其次为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27.1%）。三甲医院和非三甲医院首选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作为三线及后线治疗的比例分别为57.9%和54.8%。 3.3胰腺癌&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36.1%）和单纯化疗（33.1%）。抗血管生成药物用药意愿约为30-40%，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药意愿约为50-60%。 二线及后线治疗： 治疗方案与一线类似，抗血管生成药物用药意愿约为30-40%，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用药意愿约为40-50%。 3.4胃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37.2%），其次为单纯化疗（24.9%）和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24.5%）。抗血管生成药物+免疫+化疗的比例为16.0%，东部地区该比例更高（20.5%）。 3.5食管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54.6%）。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20-30%。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40.9%）。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35-40%。 3.6乳腺癌伴肝转移的治疗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 首选含HER2靶向药物的方案（72.0%），东部地区该比例高达87.0%。 HR阳性晚期乳腺癌： 首选CDK4/6抑制剂+内分泌治疗（39.7%）和内分泌治疗（37.9%）。含内分泌治疗方案的认可度在70%以上。 晚期三阴乳腺癌： 一线治疗： 首选单纯化疗（42.1%）。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选择比例约为20-30%。 二线及后线治疗： 首选单纯化疗（27.6%）和单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26.2%）。含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方案认可度约为40%。 3.7妇科肿瘤伴肝转移的治疗 一线治疗： 首选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物（48.3%），其次为抗血管生成药物（35.0%）。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认可度高达90%以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认可度在70%以上。 二线及后线治疗： 治疗方案与一线类似，抗血管生成药物方案的认可度高达80%以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认可度在70%以上。 3.8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实体瘤伴肝转移治疗中的应用 疗效认可度： 98.1%的受访医生认可抗血管生成药物在肝脏这类血供丰富转移灶中具有一定疗效。 联合增效作用： 83.8%的医生认为抗血管生成药物可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的疗效，77.3%认为可增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单药疗效，73.4%认为可增强单纯化疗疗效，56.2%认为可增强局部治疗疗效。 顾虑： 6位医生不认可使用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顾虑包括“病灶靠近大血管且有出血风险”（4位）、“伴肝转移患者身体状态差，无法耐受”（3位）、“抗血管生成药物对原发灶控制不佳”（2位）和“疗效证据不充分”（2位）。 药物类型差异： 80.8%的医生认为不同类型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大分子、小分子、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在疗效上存在差异，其中小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被认为疗效最佳。65.4%的医生认为安全性存在差异，其中大分子抗血管生成药物被认为安全性最佳。 三、调研报告主要发现及倡议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相对匮乏，部分临床医生对新治疗手段了解滞后，需加大投入和培训。 现有治疗手段满意度低： 绝大多数医生对实体瘤伴肝转移现有治疗手段不满意，需优化治疗方案并探索新药。 肝转移特征需细致调查： 肝转移灶的数目、大小和位置等因素影响可切除性，后续调研可深入探索。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规范化使用： 单纯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肝转移患者疗效不佳，需规范使用以避免资源浪费和不良反应。 抗血管生成药物作用受认可： 多数医生认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治疗作用，并认为不同类型药物在疗效和安全性上存在差异，应结合作用机制选择合适药物并联合规范化治疗。 四、评审专家组建议 专家组普遍认为本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现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参考价值。 报告内容翔实，覆盖范围广，能反映临床实际情况，对日后临床工作、特别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合理应用具有参考意义。 强调肝转移显著降低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但多数实体瘤缺乏科学、严谨的指南或共识，报告有助于了解医生认知，推动规范化诊治体系建立。 指出不同级别、类型和地区医院在治疗选择上的差异，例如非三甲医院医生更倾向抗血管生成药物+化疗。 肯定了抗血管生成药物（如安罗替尼）在肝转移治疗中的作用机制和潜力，但也提醒需谨慎关注其安全性隐患（如出血风险）。 建议后续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增加样本量，深入分析不同因素对治疗的影响，加强对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研究，并持续跟踪和更新诊疗现状。 特别提到乳腺癌HER2阳性患者选择含抗HER2靶向治疗的比例（72%）低于临床预期，以及肺癌伴肝转移患者中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协同增效作用。 呼吁关注并解决基层医院使用抗血管生成治疗的困难，提升基层医院抗血管生成治疗观念，优化综合应用。 五、参考文献 报告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文献列表，支持其引用的流行病学数据、诊疗指南和临床研究结果。 总结 本《2024中国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现状调研报告》通过对全国临床医生的广泛调研，全面揭示了我国实体瘤伴肝转移诊疗领域的现状、挑战与机遇。报告指出，肝转移是实体瘤患者预后不良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除少数癌种外，多数实体瘤伴肝转移仍缺乏统一的规范化诊疗指南，导致不同地区和级别医院间诊疗水平存在差异。 调研数据表明，医生普遍认识到肝转移的严重性，但对现有治疗手段的满意度较低。在具体治疗方案选择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是多种实体瘤伴肝转移的一线主流选择，而抗血管生成药物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的应用频率和认可度显著提升，尤其在肝脏这类血供丰富的转移灶中，其疗效得到绝大多数医生的认可，并被认为能与免疫治疗、化疗等协同增效。然而，医生对出血风险、患者耐受性及疗效证据的顾虑仍需关注。 报告呼吁多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医疗资源投入与分配、推广指南应用、推动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鼓励临床研究与创新、提高患者教育与管理水平以及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以期逐步提升我国实体瘤伴肝转移的诊疗水平，优化治疗策略，最终改善患者的生存结局和生活质量。

中心思想 阿兹海默症负担加剧与诊疗创新驱动市场增长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阿尔茨海默病（AD）的流行病学负担持续上升，我国AD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尤其在老年女性群体中更为突出。这一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正强力驱动着AD诊疗市场的创新与发展。 靶向Aβ药物突破与诊断技术进步重塑产业格局 近年来，AD药物研发在靶向β淀粉样蛋白（Aβ）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Lecanemab和Donanemab等新一代单抗药物的上市，为早期AD患者带来了延缓认知衰退的希望，尽管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仍需持续关注。同时，影像学（如Aβ-PET）和体液学（如血液P-tau）诊断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商业化，正逐步解决AD早期诊断的难题，为精准用药奠定基础，共同重塑AD产业的未来格局。 主要内容 一、老龄化背景下，阿兹海默流行病学呈上升趋势 全球与中国AD流行病学现状及趋势 阿尔茨海默病（AD）作为一种渐进性神经退化性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021年，全球AD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达5700万，其中中国以1699万例占据全球总数的29.8%。全球年龄标化患病率为696.0/10万，而我国高达900.8/10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患病率来看，2021年我国女性患病率（1558.9/10万）明显高于男性（846.3/10万），年龄标化后女性患病率（1025.1/10万）仍高于男性（731.2/10万）。患病人数和患病率在≥40岁人群中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在≥80岁年龄组达到峰值，男性患病率为16517.7/10万，女性为25527.2/10万。1990年至2021年，我国AD及其他痴呆的总患病率从342.1/10万增长至1194.2/10万，增幅达249.1%。年龄标化患病率总体呈波动式缓慢上升，其中女性增长30.6%，男性增长27.3%。 AD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持续攀升 2021年，我国AD及其他痴呆发病人数达291万人，女性发病率（264.4/10万）高于男性（148.0/10万），且在≥40岁人群中随年龄增长而上升，≥80岁年龄组达到最高。1990年至2021年，我国AD及其他痴呆发病率从59.8/10万增长至204.8/10万，增幅242.5%。年龄标化发病率亦呈缓慢上升趋势。 在死亡率方面，2021年全球因AD及其他痴呆导致的死亡人数达195.6万例，我国占25.2%（49.3万例）。全球年龄标化死亡率为25.2/10万，我国为30.9/10万，高于全球平均。女性死亡率（47.4/10万）显著高于男性（22.5/10万），且随年龄增长而上升。1990年至2021年，我国AD及其他痴呆总死亡率从10.2/10万增长至34.6/10万，增幅239.2%。AD已成为我国主要疾病死因之一，2019年位列第五，随着老龄化进程，AD患者数量预计将进一步攀升。 二、阿兹海默药物的研发进展 现有治疗手段与发病机制假说 AD的治疗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包括改善认知症状（如胆碱酯酶抑制剂、NMDA受体拮抗剂、银杏叶提取物、甘露特钠胶囊）和控制精神行为症状（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5-羟色胺类药）。AD发病机制复杂，业界认可的假说包括β淀粉样蛋白（Aβ）异常沉积、Tau蛋白磷酸化和胆碱能损伤等，其中靶向淀粉样蛋白一直是新药开发的重要方向。 (一) β药物研发进展 Aducanumab的争议与退市： 美国FDA于2021年6月加速批准首款靶向Aβ单抗Aducanumab上市，但其三期临床数据（301和302研究）在改善认知效果上存在不确定性（302有效而301无效），导致FDA委员会投票否决上市申请。尽管FDA力排众议批准，但因疗效不确定和高定价（56000美元/年），Medicare拒绝覆盖，最终百健于2024年1月停止了Aducanumab的销售和开发。 Lecanemab的积极进展： 百健的另一款Aβ药物Lecanemab进展顺利。2024年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国际会议公布的三年临床ClarityAD最新结果显示，Lecanemab组在临床痴呆评级-框架总和（CDR-SB）评分上，与安慰剂组相比平均减少0.45分，且在三年治疗中认知衰退幅度平均减少0.95分。安全性方面，未观察到新的安全问题，淀粉样蛋白相关成像异常水肿/积液（ARIA-E）多发生在治疗前六个月，且多为轻度至中度、无症状并可自行消退。Lecanemab与可溶性低聚物（原纤维）的结合能力强于Aducanumab，这可能解释了其不同的临床表现。 Donanemab的获批上市： 2024年7月，礼来宣布新一代抗Aβ单抗Donanemab获FDA批准上市，用于AD所致的轻度认知障碍及轻度AD。其三期临床TRAILBLAZER-ALZ2研究显示，在中低tau蛋白水平受试者中，主要终点指标iADRS延缓认知功能下降达35%，CDR-SB评分延缓36%；在所有受试者中，分别下降22%和29%。安全性方面，Donanemab组不良事件发生率89%，包括ARIA-E（24%）和ARIA-H（18%）。 Lecanemab与Donanemab的对比： 两款主流Aβ单抗的III期临床入组人数、多中心试验结果和ApoE E4基因携带分布相似。Donanemab的入组病人基线认知障碍程度相对更严重，给药频率较低（Q4W vs Q2W）。在CDR-SB改善方面，两者与安慰剂组均有显著差异（Donanemab 29% vs Lecanemab 27%）。安全性方面，Donanemab引起的严重不良事件（17.4% vs 14.0%）和ARIA-E比例（24% vs 12.6%）略高，但输注反应较少。两者引起的ARIA-E大部分为轻度至中度、无症状且可自行缓解。总体而言，两款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差异不大。 (二) 全球药物研发进展 AD药物研发管线概览： 根据Jeffrey Cummings教授等人2024年1月发布的数据，全球共有164项针对AD预防、MCI及痴呆症阶段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涵盖127款药物，数量较2023年有所缩减。其中，III期临床48项（32款药物），II期临床90项（81款药物），I期临床26项（25款药物）。在研药物几乎涵盖AD发生过程中的所有可能靶点，主要集中在神经递质受体（22%）、神经炎症（20%）和β淀粉样蛋白相关过程（18%）。 基因与细胞疗法崭露头角： 基因和细胞疗法是AD研发的重要方向。Sangamo公司基于锌指蛋白平台靶向Tau蛋白基因MAPT，通过AAV衣壳穿越血脑屏障。LEXEO Therapeutics公司的基因疗法LX1001通过递送APOE2转基因，在初步数据中显示患者脑脊液中Tau蛋白和磷酸化Tau蛋白水平下降。Longeveron公司的Lomecel-B获得FDA再生医学先进疗法（RMAT）认定，是首个获此认定的AD细胞疗法。NKGen Biotech的NK细胞疗法SNK01在临床试验中显示90%患者的AD综合评分改善或保持稳定。 研发挑战与国内进展： 尽管有诸多药物在研，但AD药物研发进展相对缓慢，多款药物以失败告终，如诺华的Umibecestat、卫材的Elenbecestat和礼来的Lanabecestat等III期临床失败。国内在研品种多为传统化药的改构或剂型改良，创新药主要聚焦Aβ，其中恒瑞医药进展较快。中医药治疗AD的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包括益智清心方、黄芪等中药及针灸等疗法。 三、AD 诊断是用药的前提 诊断方法多样性与影像学进展 临床AD诊断主要包括神经影像学、分子影像学、体液检测学和神经心理测评。 影像学诊断： 磁共振成像（MRI）和计算机体层成像（CT）是神经影像学检查的主要方式，MRI因对脑组织成像更清晰而作为首选。功能MRI因图像异质性大、缺乏统一流程和泛化能力不佳而限制了临床应用。 PET技术在AD诊断中的关键作用： 2018年美国国立老化研究所与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明确了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技术在AD全病程诊断中的重要作用。AD相关的PET检查主要包括β淀粉样蛋白-PET（Aβ-PET）、Tau-PET和氟代脱氧葡萄糖（FDG）-PET。尽管PET检查费用昂贵且尚未纳入医保，国内具有Aβ-PET、Tau-PET检查能力的医院数量有限，但其诊断价值日益凸显。 Aβ-PET与Tau-PET的国内突破： Aβ-PET因能显示Aβ在脑中的分布并进行半定量评价而尤为重要，其诊断AD的灵敏度可达80%-100%。2023年9月，先通医药的欧韦宁（氟[18F]贝他苯注射液）获NMPA批准，成为国内首个获批的AD诊断Aβ-PET示踪剂，东诚药业旗下安迪科的氟[18F]洛贝平注射液也已申报上市。Tau-PET针对病理性错误折叠的Tau蛋白，我国首个Tau蛋白示踪剂产品18F-APN-1607已进入3期临床试验。脑FDG-PET则通过检测脑葡萄糖代谢异常来提示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的代谢受损。 体液学诊断的便捷性与精准性提升 理想的AD体液标志物需具备高灵敏度、特异度，能反映病程发展，且临床可实践性好。现有脑脊液、血液和尿液三种来源。 脑脊液标志物： 国内记忆门诊已常规进行脑脊液Aβ、总蛋白（T-tau）和磷酸化蛋白（P-tau）检测。脑脊液Aβ42/Aβ40比值降低对鉴别AD与其他神经疾病有良好灵敏度和特异度。脑脊液T-tau和P-tau（尤其是P-tau181和P-tau217）升高更能反映AD病理变化，联合应用Aβ42、Aβ42/Aβ40比值、T-tau和P-tau181可实现更高准确率。然而，脑脊液检测的侵入性限制了其临床运用。 血液学标志物的崛起： 血浆总Aβ或Aβ42水平在家族性AD患者中增高，在散发性AD患者中早期增高，随后Aβ42/Aβ40比值下降。血浆P-tau181及P-tau217在AD临床研究中表现出良好诊断价值，有望作为潜在标志物纳入未来AD诊断标准，甚至可在认知障碍出现前多年预测AD。诺唯赞在AD血液学检测上处于龙头地位，其Aβ42/40、p-Tau217等标志物已获批。 其他潜在标志物与基因检测： 外周血神经源性外泌体突触蛋白、尿液中AD7C神经丝蛋白、血浆神经丝轻链（NfL）等也都是潜在的AD标志物。基因学检测在AD中推荐级别不高，主要针对家族性AD的致病基因（PSEN1、PSEN2、APP）和易感基因（ApoE4）。 随着Aβ药物的上市，市场对AD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作为临床未满足的重大疾病领域，新药研发和诊断方法学的进步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目前诊断方法昂贵、患者接受度低，但随着技术发展，AD市场前景广阔。 四、关注标的 诺唯赞：血液学检测龙头 诺唯赞聚焦酶、抗原、抗体等生命科学上游产品，并拓展至体外诊断领域。在AD血液学检测方面，公司处于龙头地位，临床认可的Aβ42/40、p-Tau217等标志物仅诺唯赞获批，具有显著先发优势。预计随着血液学诊断的推广，有望逐步替代脑脊液甚至部分影像学检测，血液学检测市场规模预计达20-30亿，诺唯赞有望快速进院并抢占先机。 东诚药业：核药与PET诊断先锋 东诚药业是国内核药龙头，在AD的PET检测中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其引进的18F-APN-1607是一种阿尔茨海默症诊断制剂，能与脑内积蓄的Tau蛋白特异性结合，实现更早诊断。该产品已完成III期临床入组并正在进行NDA资料整理，有望随着AD药物渗透率提升带动检测端的放量。 恒瑞医药：国产Aβ药物研发领先者 恒瑞医药作为国内创新药龙头，目前针对Aβ的药物研发进展处于国产前列。公司有望依托其固有的临床推进和商业化优势，实现Aβ药物的快速上市放量，成为未来增长的重要引擎。 通化金马：新型胆碱酯酶抑制剂蓄势待发 通化金马经过多年研发，其核心产品琥珀八氢氨吖啶片（一种新型胆碱酯酶抑制剂）已获得NMPA上市申请受理，用于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有望为现有治疗方案提供新的选择。 总结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阿尔茨海默病（AD）在全球及中国的流行病学趋势、药物研发进展、诊断技术现状及市场机遇。在老龄化背景下，AD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攀升，尤其在中国，其流行病学负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凸显了巨大的未满足临床需求。 药物研发方面，靶向β淀粉样蛋白（Aβ）的单抗药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Lecanemab和Donanemab的上市为早期AD患者带来了延缓认知衰退的希望，尽管Aducanumab的失败也警示了研发的复杂性。全球AD药物研发管线丰富，基因与细胞疗法等新兴方向正崭露头角。国内创新药研发也在积极推进，恒瑞医药等企业在Aβ药物领域取得进展。 诊断技术是AD精准治疗的前提。影像学诊断（特别是Aβ-PET和Tau-PET）和体液学诊断（脑脊液和血液标志物，尤其是血浆P-tau）的进步，正逐步实现AD的早期、精准诊断。国内在Aβ-PET示踪剂和血液学检测领域已取得重要突破，诺唯赞和东诚药业等公司在此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综合来看，AD市场正迎来药物创新和诊断技术进步的双重驱动。随着新药的不断上市和诊断方法的普及，AD的早期筛查、诊断和干预将成为可能，从而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相关企业如诺唯赞、东诚药业、恒瑞医药和通化金马等，凭借其在各自领域的优势，有望抓住这一市场先机，实现快速发展。

中心思想 罗氏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的战略布局与创新 本报告核心观点在于阐述罗氏在神经病学，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AD）领域的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进展。罗氏致力于通过开发下一代治疗方案和先进诊断工具，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AD日益增长的健康和社会经济负担。报告强调了其在AD治疗管线中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利用Brainshuttle™技术实现淀粉样蛋白快速清除的Trontinemab，以及首创口服γ-分泌酶调节剂RG6289。 整合诊断与治疗，引领AD护理新标准 罗氏的战略不仅限于治疗药物的研发，更涵盖了诊断解决方案的创新，旨在实现AD的早期筛查、精确诊断和有效监测。通过Elecsys生物标志物（如EAPP和pTau217）的强大性能，罗氏正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及时、更精准的护理路径，从而改变AD的疾病进程，并为未来的疾病修饰疗法奠定基础。这种诊断与治疗的整合，体现了罗氏在AD领域引领护理新标准的决心。 主要内容 罗氏神经病学管线与未来增长驱动 罗氏将神经病学视为未来增长的基石，其即将推出的产品管线中神经病学资产占据重要地位。公司在肿瘤学/血液学、免疫学、眼科和心血管/肾脏/代谢疾病（CVRM）等领域也拥有丰富的早期和后期管线。预计到2025年，罗氏将迎来一系列重要的监管批准、备案和临床结果，包括inavolisib、Columvi、Lunsumio、Elevidys等药物的关键里程碑。此外，公司还计划举办多场投资者关系活动，以更新其在糖尿病、神经病学、诊断学和肿瘤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研发重点与创新疗法 罗氏制药研究与早期发展部门（pRED）将神经病学研发重点放在多发性硬化症、神经肌肉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上，旨在保存患者的认知功能、维持生活质量并减缓疾病进展。在阿尔茨海默病领域，罗氏致力于开发跨越疾病广度（从临床前到中度AD）的解决方案。 Trontinemab：Brainshuttle™技术实现淀粉样蛋白快速清除 Trontinemab利用罗氏专有的Brainshuttle™技术，将抗Aβ单克隆抗体与转铁蛋白受体载体模块结合，旨在高效穿过血脑屏障（BBB），从而实现大脑中淀粉样斑块的快速、深度清除。 Ib/IIa期Brainshuttle™ AD研究的中期结果显示，在1.8 mg/kg和3.6 mg/kg剂量下，治疗12至28周后，淀粉样蛋白斑块迅速且稳健地消除，其中3.6 mg/kg剂量组在28周时达到-107 CL的清除效果，大多数参与者呈淀粉样蛋白阴性。 初步流体生物标志物结果显示，淀粉样蛋白的快速清除伴随着脑脊液（CSF）中总Tau、pTau181和神经颗粒素等关键下游生物标志物的显著剂量依赖性变化。 安全性方面，Trontinemab总体安全性良好，淀粉样蛋白相关影像学异常-水肿/积液（ARIA-E）发生率非常有限（3例）。一起叶状大面积出血事件发生在一名具有潜在脑淀粉样血管病（CAA）风险因素的参与者中，导致研究方案修订并排除了所有浅表铁质沉着症患者。输液相关反应（IRR）的发生率在实施预给药后有所降低。 这些中期结果支持Trontinemab计划的持续扩展，并有望成为同类最佳疗法，其II期数据（预计2025年上半年）将为III期临床计划提供信息。 RG6289：首创口服γ-分泌酶调节剂 RG6289是一种潜在的首创口服γ-分泌酶调节剂（GSM），通过靶向淀粉样前体蛋白（APP）加工，减少长链淀粉样Aβ肽（如Aβ42、Aβ40），并增加较短的非淀粉样Aβ38和Aβ37的产生，从而防止Aβ聚集。 I期研究结果显示，RG6289在健康志愿者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并对CSF中的Aβ单体产生剂量依赖性效应，支持其在AD治疗中的进一步临床开发。 IIa期GABriella试验（预计2026年中期数据）正在评估RG6289在有风险或前驱AD个体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和对AD生物标志物的影响。 阿尔茨海默病诊断解决方案的进展 罗氏致力于开发AD护理途径的诊断解决方案，以实现及时诊断和综合患者管理。 Elecsys淀粉样蛋白血浆面板（EAPP） EAPP在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显示出强大的排除性能（阴性预测值NPV > 90%），能够强烈排除淀粉样蛋白病理学，且其性能不受合并症（如肾功能）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如年龄、性别、体重）的影响。 Elecsys pTau217检测 Elecsys pTau217方法在认知障碍人群中显示出强大的临床表现，与Lumipulse pTau217检测相比，具有更高的临床表现和明显更小的灰色区域（10.2% vs 28.0%），从而使更多患者能够获得明确的诊断结果。 罗氏凭借其在体外诊断领域的领先地位（拥有超过47,000台Elecsys仪器，业务遍及150多个国家），以及与罗氏制药的整合解决方案，在推动神经病学创新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总结 罗氏在阿尔茨海默病（AD）领域展现出全面的战略布局和强大的创新能力，致力于通过整合先进的治疗药物和诊断解决方案，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AD挑战。其神经病学管线，特别是Trontinemab和RG6289，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和调节关键生物标志物的潜力，为AD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同时，Elecsys生物标志物（EAPP和pTau217）的卓越诊断性能，为AD的早期筛查和精确诊断提供了有力支持。罗氏通过这种诊断与治疗并重的策略，正积极推动AD护理标准的变革，旨在为患者提供更有效、更便捷的疾病管理方案。

中心思想 肾脏疾病领域的战略抱负 诺华公司正积极执行一项宏伟战略，旨在通过其创新的肾脏投资组合，彻底改变肾脏疾病的治疗格局。该战略的核心在于利用其在肾移植领域的深厚积累，将业务范围扩展至更广泛的肾脏疾病领域，特别是那些存在显著未满足医疗需求的肾小球疾病。诺华致力于通过构建一个全面的产品管线，涵盖从早期干预到晚期疾病管理的多个阶段，以期延缓或阻止患者进展至透析和/或肾移植，从而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长期预后。 多元化产品组合与市场布局 为实现这一抱负，诺华正同步推进多项关键举措。首先，公司正在积极构建和扩展其上市能力，以支持整个肾脏产品组合的有效推广，并以IgAN（免疫球蛋白A肾病）领域的Fabhalta（伊帕妥康）的成功上市为蓝本，为未来产品的推出奠定基础。其次，诺华通过整合多种作用机制（MoA）的创新疗法，如Fabhalta、Atrasentan和Zigakibart，旨在针对IgAN等异质性疾病的不同病理生理阶段进行干预，实现多重治疗目标。此外，公司还通过先进的市场分析工具和患者支持计划，优化市场覆盖和患者可及性，确保其创新疗法能够高效触达目标患者群体。 主要内容 诺华在肾脏疾病中的抱负 深耕肾脏疾病，构建全面管线 诺华公司在肾脏疾病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其肾移植产品组合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公司正积极转型，致力于帮助改变肾脏疾病的治疗前景，目标是延缓或阻止患者进展至透析和/或肾移植。这一战略通过构建一个涵盖广泛肾脏疾病的综合管线来实现，其中包括针对急性肾损伤（AKI）的UFJ776和TIN816，针对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FSGS）的Atrasentan和伊帕妥康，针对严重肾性狼疮性肾炎（srLN）的YTB323和伊那芦单抗，以及针对IgAN、C3G、LN、aHUS、AAV、Alport综合征和晚期慢性肾脏病（CKD）的伊帕妥康等多个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资产。其中，伊帕妥康（Fabhalta的国际非专利名称）已于2023年获批用于IgAN，并正在多个适应症中进行临床试验，彰显了诺华在肾脏疾病领域的深度布局和长期承诺。 聚焦肾小球疾病，满足未竟需求 诺华的初期重点是肾小球疾病，这些疾病普遍存在显著的未满足医疗需求，并伴随着进展至肾功能衰竭的高风险。据统计，IgAN患者中高达50%在诊断后10-20年内进展为肾衰竭，美国患病人数约为18.5万，全球约为52.3万。C3G患者中约50%在诊断后10年内进展为肾衰竭，美国患病人数约为1万，全球约为2.2万。狼疮性肾炎（LN）患者中约10-20%在诊断后10年内需要透析或移植，美国患病人数约为11.1万，全球约为45.5万。这些数据凸显了开发创新疗法以改善患者预后的紧迫性。诺华的管线中，Fabhalta已获批用于IgAN，伊帕妥康在C3G和LN等多种肾小球疾病中处于后期开发阶段，Atrasentan和Zigakibart也针对IgAN的特定病理生理机制进行开发，旨在通过靶向干预，有效减缓疾病进展，满足这些患者群体的关键需求。 构建启动能力以扩展整个肾脏产品组合 IgAN市场机遇与药物定位 作为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IgAN为诺华的肾脏投资组合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该疾病发病率高，影响年轻成年人，且高达50%的患者在诊断后10-20年内进展为肾衰竭。在美国，约有18.5万IgAN确诊患者，其中约8万正在接受治疗，而诺华药物的潜在合格患者约为4.5万。当前IgAN治疗市场以支持性治疗为主（约80%的患者接受RASi、SGLT2i和/或类固醇），且联合治疗趋势明显（约60%的患者接受超过一种治疗）。诺华的Atrasentan和Fabhalta在IgAN治疗中具有独特的定位。Atrasentan作为一种内皮素A受体拮抗剂，有望成为IgAN的基础疗法，适用于100%的合格患者（约4.5万美国患者），通过减少肾小球超滤和蛋白尿来解决广泛患者群体的需求。Fabhalta作为一流的口服因子B抑制剂，独特地解决了补体激活问题，适用于15-30%的持续性蛋白尿和肾小球炎症表型的合格患者（约7-1.4万美国患者）。肾脏科医生对IgAN患者的多种治疗选择抱有期望，这支持了Atrasentan和Fabhalta的共同定位策略，以满足不同患者群体的需求。 优化市场覆盖与患者支持体系 诺华在肾脏疾病领域的早期部署，以IgAN为例，构建了坚实的产品基础和全面的客户服务团队，包括新增100名全职员工，以及强大的现场医疗和支持团队。目前，诺华的肾脏业务覆盖了超过70%的IgAN医疗保健专业人员（HCPs），初期重点关注约800名早期采用者和14个顶级账户。公司利用先进的分析技术，包括新型AI机器学习模型，以预测IgAN病例并与肾病学家/账户建立联系，预测准确率高达84%，显著提高了效率和影响力。此外，诺华还实施了直接面向消费者（DTC）的功能，通过聚合数据集、高参与度内容和多渠道媒体组合，更有效地触达目标IgAN患者。在市场准入方面，诺华借鉴了PNH（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产品上市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强大的市场准入基础，使得Fabhalta在IgAN上市后60天内，标签覆盖率已达到80%，预计未来适应症的覆盖率也将得到提升。公司还提供一流的患者和医生支持计划，包括商业共付优惠、12个月的桥接支持、专用患者导航员以及REMS/疫苗支持，旨在将患者和HCP的摩擦降至最低，确保患者能够及时获得治疗，平均治疗启动时间约为15天。 推进综合肾管道 IgAN创新疗法进展 除了已获批的Fabhalta，诺华在IgAN领域还积极推进Atrasentan和Zigakibart的开发。Atrasentan是一种选择性、强效的内皮素A受体拮抗剂，通过抑制ET-1与ETA受体的结合，降低系膜细胞激活、肾脏纤维化和炎症，以及蛋白尿。其Ph3 ALIGN研究数据显示，IgAN患者在36周时蛋白尿相对于安慰剂显著减少36.1%，且在所有亚组中均观察到一致的减少。该数据已于2024年上半年提交给FDA，最终分析预计在2026年。Zigakibart是一种新型人源化单克隆抗体，通过结合并阻断APRIL（一种诱导增殖的配体），解决IgAN的根本原因。APRIL在IgAN患者中循环水平升高，驱动IgA类转换和浆细胞存活，导致Gd-IgA1和免疫复合物沉积。Ph2更新数据显示，在76周时实现了临床意义的持续eGFR稳定和尿蛋白/肌酐比值（UPCR）的持续降低。目前，Ph3 BEYOND研究正在招募患者，预计在2026年公布结果。这些创新疗法有望为IgAN患者提供更多元、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拓展肾小球疾病治疗领域 诺华的肾脏管线不仅限于IgAN，还广泛覆盖其他肾小球疾病。在C3G领域，伊帕妥康的12个月APPEAR-C3G数据显示，UPCR持续减少超过12个月，eGFR保持稳定，并支持全球监管文件提交，预计在2024年底前在美国提交。数据显示，伊帕妥康治疗后eGFR斜率相对于治疗前显著改善，尤其是在基线24小时UPCR≥3 g/g的患者中，eGFR斜率每年改善+12.37 mL/min/1.73 m²。在狼疮性肾炎（LN）领域，诺华正在推进三个具有不同作用机制和模式的临床项目：伊帕妥康（补体因子B抑制剂，Ph2，预计2026年读出）、伊那芦单抗（BAFF-R抑制剂，Ph3，预计2027年读出）和YTB323（CD19 CAR-T B细胞耗竭疗法，Ph2，预计2029年读出）。这些项目旨在通过多靶点策略，解决LN的复杂病理生理学。此外，诺华还通过Borealis合作，将肾脏疾病研究与尖端RNA技术相结合，开发靶向递送平台和优化的表达方式，探索siRNA（小干扰RNA）作为靶向干预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有望为肾脏疾病治疗带来变革性影响。 总结 变革性影响与未来展望 诺华公司正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对肾脏疾病产生变革性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全面且多元化的产品管线，公司旨在解决肾小球疾病领域中高度未满足的医疗需求。这一战略不仅涵盖了IgAN、C3G和狼疮性肾炎等主要肾小球疾病，还通过引入多种作用机制的创新疗法，如补体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APRIL阻断剂以及前沿的细胞疗法和RNA技术，为患者提供了更广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诺华的愿景是通过这些创新，延缓或阻止肾脏疾病的进展，最终减少对透析和肾移植的需求，从而显著改善全球肾脏病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核心产品与市场策略的成功实践 诺华在IgAN领域的Fabhalta上市初期，便成功构建了强大的商业能力，并计划将这些能力扩展至整个肾病产品组合，为未来的产品推出奠定坚实基础。Atrasentan作为IgAN的潜在基础疗法，其Ph3数据已于2024年上半年提交给FDA，有望进一步巩固诺华在该领域的市场地位。Zigakibart作为解决IgAN根本原因的创新疗法，其Ph3结果预计在2026年公布，预示着IgAN治疗的又一突破。此外，伊帕妥康在C3G中的12个月APPEAR-C3G数据支持全球监管文件提交，进一步拓展了诺华在罕见肾脏疾病领域的布局。在狼疮性肾炎方面，诺华正推进三个具有不同机制和模式的临床项目，展现了其多维度解决复杂疾病的决心。公司在市场准入、患者支持和先进分析方面的投入，确保了其创新疗法能够高效触达并惠及目标患者群体，体现了其专业、分析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市场策略。

中心思想 痴呆风险可控：贯穿生命全程的预防与干预 本报告《2023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降低痴呆风险：越早越好，永不嫌晚》的核心观点在于，痴呆并非衰老的必然结果，其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和可干预的。报告强调，从儿童时期到诊断后，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多维度干预措施，包括改善生活方式、优化社会环境和推动政策支持，都能显著降低痴呆发病率、延缓其进程，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面对全球日益增长的痴呆负担及其天文数字般的经济成本（预计到2030年将从201.9万亿美元增至2.8万亿美元），采取积极的风险降低策略已成为个人、社区乃至各国政府刻不容缓的全球性责任。 全球痴呆挑战与预防机遇 报告指出，全球痴呆患者数量预计将从2019年的5500万增至2050年的1.39亿，其中三分之二将来自中低收入国家。这一趋势凸显了痴呆预防和干预的紧迫性。通过解决《柳叶刀》报告中确定的12个可改变风险因素，高达40%的痴呆病例理论上可以预防或延缓。这些因素涵盖了身体健康、大脑健康、环境和社会层面，强调了“健康的心脏、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大脑”这一核心理念。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将痴呆风险降低纳入国家公共卫生议程，并提供可及的、基于科学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全球健康挑战。 主要内容 身体健康风险：从饮食到感官的全面管理 饮食与生活方式对大脑健康的深远影响 报告强调，身体健康状况对大脑功能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饮食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研究表明，超加工食品（UPF）的摄入与认知能力下降风险增加密切相关。例如，一项针对近1.1万巴西人的研究发现，UPF摄入量最高的人群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快28%，执行功能下降速度快25%。相反，富含纤维、未加工食品、蔬菜和水果的健康饮食，如MIND饮食（地中海-DASH干预神经退行性延迟饮食），被认为对大脑有益。然而，报告也指出，饮食建议需适应当地文化和经济背景，例如南非研究人员正在探索用沙丁鱼等当地廉价食材替代昂贵的地中海饮食成分，以适应中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 除了饮食，吸烟、过量饮酒、高血压、肥胖、缺乏体育锻炼和糖尿病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也被证实与痴呆风险密切相关。吸烟被列为第三大可改变风险因素，而过量饮酒则可能导致海马体萎缩。这些因素往往相互重叠，共同加速认知衰退。例如，缺乏体育锻炼是体重增加的风险因素，而体重增加又会增加糖尿病风险，三者均为痴呆风险因素。因此，报告强调“对心脏有益的，对大脑也有益”，倡导全面的健康生活方式。 感官健康与头部损伤的预防策略 听力损失是《柳叶刀》委员会确定的最大痴呆风险因素，听力受损者患痴呆的风险是正常人的两倍。然而，好消息是，佩戴助听器可以显著降低这一风险，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适当的听力损失管理，高达8.2%的痴呆病例可以预防。这凸显了助听器作为一种成本效益高且可扩展的干预措施的巨大潜力。同样，视力受损也被多项研究证实与认知能力下降有关。牙齿脱落也与认知障碍风险增加相关，可能与口腔细菌、炎症或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而假牙的使用似乎能起到保护作用。 睡眠质量也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中年时期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与痴呆风险增加相关，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如使用CPAP面罩）似乎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此外，报告还特别关注了头部损伤，尤其是重复性头部撞击（RHI）在拳击、美式橄榄球和橄榄球等运动中导致的慢性创伤性脑病（CTE）风险。研究发现，99%的已故美式橄榄球运动员大脑中存在CTE。这促使人们呼吁更严格的运动监管，尤其是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中，以保护大脑健康。 大脑健康风险：认知储备与心理韧性 教育与认知刺激：构建大脑的“储备金” 报告指出，教育是构建“认知储备”的关键因素，而认知储备越高，个体抵御痴呆的能力就越强。早期教育水平越高，痴呆风险越低。虽然认知能力在青春期后期达到平台期，但终身学习和大脑锻炼仍能持续增加认知储备。报告强调，挑战性且新颖的脑力活动比重复性活动更有效，例如学习新语言、演奏乐器或参与复杂的智力游戏。一项研究发现，双语者出现痴呆症状的平均年龄比单语者晚5.1年。芬兰FINGER研究也证实，包括认知训练在内的多领域干预措施能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 社会互动和参与也被认为是重要的保护因素。语言课程、音乐演奏、舞蹈等活动，因其多层次的认知刺激和社会互动，被认为对大脑健康最为有效。一项纽约市的研究发现，舞蹈是唯一与痴呆风险降低相关的体育活动。新加坡的一项社区舞蹈项目也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活动不仅提供认知刺激，还能增强社会联系，缓解孤独感和抑郁症状。 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痴呆的隐性挑战 心理健康状况对痴呆风险有显著影响。报告将抑郁症列为12个可改变风险因素之一，并指出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群患痴呆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三倍多。女性患痴呆的风险更高，部分原因可能与抑郁症的较高发病率以及社会角色带来的压力有关。谵妄（一种急性精神错乱）也被认为是痴呆的风险因素，且痴呆本身是谵妄最大的风险因素。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隔离和“脑雾”现象也可能增加长期神经系统并发症和痴呆的风险。 肯尼亚的案例研究表明，抑郁症在当地痴呆患者中普遍存在（高达50%），凸显了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对降低痴呆风险的重要性。肯尼亚马库埃尼县通过提供补贴医疗服务、社区健康推广员和心理咨询，积极应对精神健康挑战。老年人现金转移计划也通过缓解经济压力，间接改善了心理健康。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早期发现和诊断痴呆，也为患者提供了可负担的治疗和支持。 环境与人口层面风险降低：政府与社会的责任 政策干预与公共卫生系统：构建健康支持环境 报告强调，许多痴呆风险因素并非个体能够单独改变，需要政府在环境和人口层面进行干预。例如，个人无法独自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也无法轻易改变家庭燃料使用习惯。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女性而言，教育机会的缺乏往往超出个人掌控。因此，政府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实施法规以降低痴呆风险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英国的“黑衣修士共识”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2017-2025年痴呆公共卫生应对全球行动计划》都呼吁将痴呆风险降低纳入国家非传染性疾病（NCDs）预防策略。 然而，截至2023年5月，WHO的194个成员国中只有39个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且多为高收入国家，这表明全球在落实痴呆预防政策方面进展缓慢。报告呼吁将痴呆风险降低目标与NCDs目标整合，并延长全球行动计划至2029年。乌拉圭的国家痴呆计划则是一个积极的范例，该计划将风险降低、治疗和护理作为重点，并计划在学校开展脑健康教育，强调头部创伤的危害，并提供针对老年人的社交活动项目。 社会经济不平等与环境污染：全球性挑战 社会经济不平等是痴呆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即使在高收入国家，相对贫困也会增加痴呆风险。一项针对伦敦东部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的研究发现，族裔和贫困与痴呆发病年龄更早相关。在中低收入国家，贫困限制了人们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加剧了痴呆风险。此外，中低收入国家也面临更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2022年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全部位于中低收入国家，其中14个在印度。 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颗粒物，与中风、心脏病、肺癌和呼吸系统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这些疾病本身也是痴呆的风险因素。全球99%的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不符合WHO指南的地区。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可能通过心血管途径影响大脑，导致清除大脑废物的效率降低。因此，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干预来控制空气污染，以及通过税收、广告限制等措施来减少烟草和酒精消费，对降低痴呆风险至关重要。英国的全国减盐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通过行业合作和公众宣传，在2003年至2011年间使全国食盐摄入量下降了15%，从而降低了血压水平。 不可改变风险：基因、性别与年龄的科学探索 年龄与性别：痴呆风险的固有因素 年龄是痴呆发病的最大风险因素。据估计，65-69岁人群中1.7%患有痴呆，此后每五年发病率翻倍，到85岁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可能患有痴呆。随着全球预期寿命的延长（从2000年的66.8岁增至2019年的73.4岁，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77岁），痴呆患者数量将持续增长。 女性患痴呆的风险高于男性，这不仅因为女性寿命更长，还可能与激素变化、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暴力等因素有关。雌激素被认为是女性大脑的“神经保护元素”，而女性在青春期、怀孕、产后和更年期经历的剧烈激素波动可能影响大脑健康。例如，更年期与痴呆之间的关联以及激素替代疗法（HRT）的作用仍在争议中。 遗传因素：从罕见病到普遍风险的基因图谱 遗传因素在痴呆发病中扮演着第二重要的角色。虽然家族史和遗传风险因素看似不可改变，但对基因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帮助降低风险。例如，遗传性阿尔茨海默病（早发型）由APP、presenilin1和presenilin2基因突变引起，非常罕见，但携带这些基因的人几乎必然会发病。基因检测可以帮助家庭成员了解风险，并可能在未来通过基因疗法或胚胎选择进行干预。 唐氏综合症患者是痴呆高风险人群中最大的单一群体，如果他们寿命足够长，几乎必然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到40岁时，所有唐氏综合症患者的大脑都表现出阿尔茨海默病的神经病理学特征，平均在53岁时出现痴呆症状。这为科学家研究痴呆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也凸显了为唐氏综合症患者制定痴呆风险降低策略的紧迫性。 更普遍的遗传风险因素是载脂蛋白E（ApoE）基因的ApoE4变体。携带一个ApoE4基因的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是平均水平的三倍，而携带两个（如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则高出8-12倍。早期基因检测可以促使这些高风险个体更早地采取生活方式干预措施。FINGER研究表明，多领域干预对ApoE4携带者同样有效，甚至可能更有效。拉丁美洲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该地区独特的基因多样性，以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保护性基因，例如哥伦比亚发现的PSEN1基因突变携带者，尽管有早发风险，但因同时携带APOE Christchurch变体而延迟发病。这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了希望，即模仿自然界中的保护机制。 预防性风险降低：早期干预与终身健康 终身脑健康：从儿童到老年的预防策略 报告强调，痴呆的神经病理学变化在症状出现前几十年就开始形成，因此“越早越好”的预防理念至关重要。与其谈论“预防痴呆”，不如倡导“脑健康”，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目标，就像身体健康一样。这种框架对于年轻人尤其有效，因为他们更容易关注“脑健康”而非遥远的“痴呆”。苏格兰的“我的神奇大脑”项目针对8-12岁儿童，通过动画、工作表和游戏普及脑健康知识，旨在从小培养健康习惯。 对于年轻一代（18-39岁），虽然痴呆风险看似遥远，但许多已知风险因素（如心理健康问题、过量饮酒、创伤性脑损伤）已在此阶段显现。然而，针对这一群体的痴呆风险降低公共卫生宣传却相对不足。韩国的SUPERBRAIN项目则是一个针对老年人的全面国家级预防策略，包括认知训练、体育活动、社交参与和血管风险管理，并通过全国256个地方痴呆中心（LDCs）提供筛查、高风险人群监测和认知增强课程。 早期检测与诊断：科技赋能精准预防 早期检测和诊断是预防性风险降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过去，由于缺乏有效治疗，早期诊断的意义不大。然而，随着新型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如Aduhelm、Leqembi和donanemab）的出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早期诊断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为这些药物在疾病早期使用效果最佳。 目前，多种新型诊断技术正在开发和部署中，包括用于监测早期记忆问题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穿戴增强现实设备、床垫下传感器（通过测量睡眠和夜间行为变化识别早期痴呆迹象）以及新的听力测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正在显著改善认知测试的准确性，减少文化和教育偏见。例如，英国NIHCR支持的reaCTIVE应用程序利用在线测试和DNA样本，旨在检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以便及早干预。此外，简单的血液测试（如测量p-tau217）在区分阿尔茨海默病方面显示出96%的准确率，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广泛应用，成为大脑的“他汀类药物”。 诊断后风险降低：积极生活与社区支持 诊断后的生活：延缓进程与保持目的感 痴呆诊断并非生命的终结。报告强调，即使在诊断后，个体仍可通过积极的生活方式干预来延缓疾病进展，提升生活质量。许多在诊断前推荐的健康活动和生活方式，如健康饮食、体育锻炼、认知刺激和社交参与，在诊断后依然有益。例如，认知刺激疗法（CST）已被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认可，并在全球38个国家使用，通过小组会议和主题活动，帮助轻中度痴呆患者改善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 舞蹈被认为是诊断后干预的有效方式，因为它结合了编舞、节奏、社交和认知等多重刺激，能增强大脑白质活动。音乐在唤起记忆、提供慰藉和快乐方面也具有强大力量，例如“生命播放列表”项目旨在帮助痴呆患者创建个性化音乐播放列表。这些非药物干预措施不仅能延缓认知衰退，还能帮助患者保持社交联系，减轻焦虑。 社区与社会适应：构建痴呆友好型环境 为了让痴呆患者在诊断后能够继续有尊严地生活，社会层面的适应和支持至关重要。随着痴呆患者数量的增加，社会将无法为所有患者提供机构护理，因此必须适应，使认知障碍者能够更长时间地在家中、在照护者的支持下或独立生活。 新加坡的“寻找你的路”项目通过在公交车站和地铁站设置明亮、易懂的指示牌和熟悉图标，帮助痴呆患者更轻松地导航公共交通，从而保持独立性。日本的“橙色巡逻队”和痴呆咖啡馆等举措，也旨在创建痴呆友好型社区，提供社交机会和支持。这些措施不仅帮助患者融入社区，也提高了公众对痴呆的认识，减少了污名化。 报告还强调了对护理人员的支持。乌拉圭的国家痴呆计划将护理人员纳入风险预防策略，提供信息、资源和心理健康服务，以防止护理人员倦怠。新加坡政府也致力于构建“社区精神健康生态系统”，通过社区外展团队提供早期识别和意识提升，并通过社区干预团队提供护理、心理社会支持和病例管理。这些综合性措施共同构成了诊断后风险降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痴呆患者能够过上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 总结 《2023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报告》清晰地描绘了痴呆症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并提供了基于科学的、充满希望的应对策略。报告的核心在于强调痴呆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改变的，且干预“越早越好，永不嫌晚”。 报告的主要内容涵盖了六个关键领域： 身体健康风险： 强调健康饮食（避免超加工食品，推广MIND饮食）、戒烟限酒、控制高血压和糖尿病、保持体育锻炼、关注听力（佩戴助听器）、视力及口腔健康，并警惕头部损伤（如运动性脑损伤）的重要性。 大脑健康风险： 突出教育在构建认知储备中的核心作用，鼓励终身学习、学习新语言、演奏乐器和参与社交活动，同时强调心理健康（如抑郁症管理）对降低痴呆风险的意义。 环境与人口层面风险降低： 呼吁政府在政策层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公共卫生系统干预，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空气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并制定国家痴呆行动计划。 不可改变风险： 承认年龄、性别和遗传因素（如ApoE4基因、唐氏综合症、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突变）的固有影响，但同时指出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理解有助于开发更精准的预防和治疗策略。 预防性风险降低： 倡导从儿童时期开始普及脑健康意识，培养健康习惯，并通过人工智能、血液检测等先进技术实现痴呆的早期检测和诊断。 诊断后风险降低： 强调即使在诊断后，患者仍可通过认知刺激疗法、舞蹈、音乐等非药物干预，以及社区支持和痴呆友好型环境（如新加坡的“寻找你的路”项目），延缓疾病进展，保持积极有意义的生活。 报告提出的关键建议包括： 将风险降低作为对抗痴呆最可行和积极的方式。 鼓励个体采取具体行动，如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持续学习、关注心血管健康、保持社交联系、维护感官健康和避免头部损伤。 特别强调助听器在延缓认知衰退方面的巨大潜力，并呼吁改善其可及性。 倡导终身脑健康理念，从小培养健康习惯。 确保痴呆诊断后仍能进行风险降低干预，并提供支持以帮助患者继续有目的的生活。 呼吁政府解决环境和社会层面的风险因素，如绿色空间、空气污染、教育公平和医疗可及性。 敦促政府支持和激励风险降低，资助社区公共卫生系统。 建议延长WHO《痴呆公共卫生应对全球行动计划》至2029年，并将其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降低目标整合。 强调在痴呆研究中确保多样性和包容性。 呼吁政府持续投资风险降低研究，推动健康老龄化创新。 总而言之，尽管痴呆目前尚无治愈方法，但本报告传递出强烈的希望信息：通过个人、社区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显著降低痴呆风险，延缓其发病，并为所有受影响的人创造一个更健康、更包容的未来。

中心思想 医疗数据挖掘诊断辅助的范式转变 本报告的核心观点在于，医疗诊断辅助领域的数据挖掘（DM）研究亟需从单纯追求预测性能的“数据驱动”模式，转向一种以临床医生需求为导向的“专家感知”方法。当前研究虽成果丰硕（1990年至2015年间，医学数据挖掘相关出版物数量从接近零增长至约1200篇），但临床医生对现有决策支持工具的采纳度仍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对模型可靠性、可信度及与临床实践脱节的担忧。因此，报告强调，未来的诊断辅助系统设计应将临床医生的专业知识和实际需求置于核心地位，而非仅关注算法的预测准确性。 临床医生与数据科学家深度协作的重要性 为克服临床医生对决策支持工具的抵触，报告倡导数据挖掘者与临床医生之间建立从项目初始阶段到模型开发全过程的深度、持续协作。这种协作旨在将临床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数据建模目标，包括模型的全局和局部可解释性、性能与鲁棒性、特异性与敏感性的恰当平衡以及提供概率输出的能力。同时，研究需充分考虑医疗数据固有的复杂性和异质性。通过这种专家感知的协作模式，数据挖掘能够开发出更符合临床实际、更具可信度和实用价值的诊断辅助系统，从而真正提升医疗诊断的效率和准确性。 主要内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