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疲弱使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生命科学产品需求不足 　　自2020年以来，受国内需求低迷和消费支出谨慎的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低位。1适度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生命科学行业的原材料和服务成本上升，从而引起终端价格上涨，因此，业界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价格以维持盈利能力。2 　　展望未来，在政府努力防止通缩之下，预计通胀率将呈现缓慢上升趋势。3 　　2024年9月，中国央行采取了降息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将现有抵押贷款利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并降低了银行存款准备金要求，以支持新贷款发放4 　　近年来，主要受生产力和各行业消费需求低迷影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持续放缓。政府采取措施刺激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有助于提升药品和医疗器械产量，从而促进生命科学行业的发展。此外，此类产品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需求也可能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加。6 　　人民币走软、全球关税不确定性和贷款利率较低可能将推动生命科学产品生产和出口 　　多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相对稳定，但到2024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至7.4元，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担心美国对华贸易关税上涨和中国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7 　　据2025年2月的报道，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10.0%的关税，包括美国生产关键药物所需的原材料、医疗机构使用的塑胶手套和实验室使用的一次性口罩8 　　此举可能会使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价格上涨，从而影响中国生命科学企业的出口和利润8然而，人民币走软也可能使中国出口对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从而提振生命科学产品需求。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各种医疗器械和活性药物成分的主要出口国，这些产品可能从人民币贬值中获益。9

　　尽管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但生命科学行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相信， 其公司业绩增长能够优于行业和经济增长。 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增长将极为可观——收入增长超过5%， 而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其员工人数将增长6%或以上。 为实现这一增长目标， 他们希望以内外结合的方式推动。 　　我们的调查显示，首席执行官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渴望应用新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 这项新技术能够在不增加成本或人才需求的情况下，帮助实现新的增长和创新。他们希望新技术能帮助他们提升研发、生产力和效率。然而， 他们的发展步伐也受到一些挑战而有所放缓。 　　ESG和可持续发展是另一个让生命科学领域首席执行官们感到力不从心的领域。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实现其ESG目标的重要性， 也明白若无法达成目标，会对其公信力产生的影响。但他们表示要跟上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变化实属不易，并担心可能会无法达成目标。 　　而上述两个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ESG和可持续发展，都需要人才作支撑， 因此人才本身也是第三个重点关注领域。首席执行官们表示，他们缺乏能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点落地的人才，且不具备实现净零目标所需的能力。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仅仅是找人顶替退休员工就让他们颇为挣扎 　　在这种环境下， 生命科学行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应保持敏捷， 大胆决策， 正直行事， 我们将在后续各章节解释个中原因。

　　整体概述 　　生命科学行业涉及面广，主要覆盖医药制造、医疗器械、医药流通以及医药零售等板块。医药制造关注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包括中药、化学药以及生物药等。医疗器械专注于医疗耗材与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包括诊断试剂、手术器械、成像与监测设备等。医疗流通主要涉及医药产品的分销及供应链管理，医药零售是讲药品/器械直接提供给最终用户的环节，包括线下药店及网上药店。这些板块相互关联，共同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过去十年，中国生命科学行业飞速发展，其扩展速度甚至比整体经济的发展更快。中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为全体国民提供可负担和有效医疗服务的远大目标，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多种举措扶持培育国内生命科学行业的发展，使其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由于疫情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对航运和物流造成影响，生物科技、制药和医疗器械领域的企业认识到提高灵活性、简化制造流程并加强实时跟踪的必要性。因此，打造敏捷供应链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关键因素，这种供应链可灵活变通、快速适应多变的环境和多样的场景。我们预期该行业将进一步采用和推广数字技术，提高药品供应链的灵活性。 　　未来，变革依旧是生命科学行业的主旋律。业绩增长与良好的资产负债表让生命科学行业的许多企业作出增加投资的决策，预计企业对产品组合的投资（包括下一代疗法及其投资）将充分利用其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随着可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日益丰富，生命科学行业将大规模应用数字技术。新的标准已设立，那些行动敏捷、愿意打破传统直面严峻挑战的企业，必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提升，我国已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大国。与此同时，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结构有待优化、碳排放量大等问题也不断显现，可持续发展、能源转型、能源安全等成为我国重点发展领域。氢能是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以实现“双碳”目标为总体方向，明确了氢能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氢能作为高效低碳的能源载体，绿色清洁的工业原料，在交通、工业、建筑、电力等多领域拥有丰富的落地场景，未来有望获得快速发展。 　　本报告从氢能的特点和主要类型入手，对氢能产业链、各国发展策略、我国氢能产业政策、氢能产业投融资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氢能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主要发现包括： 　　市场规模 　　从全球角度来看，当前氢能产量约7,000万吨左右，且主要为化石能源制氢。随着全球低碳转型进程的加快，氢能特别是清洁氢能将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国际主要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氢能产量将达到5-8亿吨区间，且基本为以蓝氢和绿氢为代表的清洁氢能。从占比角度来看，氢能有望从目前仅约0.1%全球能源占比上升到2050年12%以上的占比。 　　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氢能产业热度攀升，发展进入快车道。2021年中国年制氢产量约3,300万吨，同比增长32%，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制氢国。中国氢能产业联盟预计到2030年碳达峰期间，我国氢气的年需求量将达到约4,000万吨，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约为5%,其中可再生氢供给可达约770万吨。到2060年碳中和的情境下，氢气的年需求量有望增至1.3亿吨左右，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约为20%，其中70%为可再生能源制氢。 　　氢能产业链 　　氢能产业链主要包括上游制氢，中游氢储运、加氢站，以及下游多元化的应用场景。目前来看，其主要应用场景分布于交通业、工业、发电以及建筑领域。 　　制氢：电解水制氢是最有发展潜力的绿色氢能生产方式，特别是利用可再生能源进行电解水制氢是目前众多氢气来源方案中碳排放最低的工艺，与全球低碳减排的能源发展趋势最为吻合。目前电解水制氢主要有3种技术路线：碱性电解（AWE）、质子交换膜（PEM）电解和固体氧化物（SOEC）电解。其中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相对最为成熟、成本最低，更具经济性，已被大规模应用。PEM电解水制氢技术已实现小规模应用，且适应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动性，效率较高，发展前景好。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目前以技术研究为主，尚未实现商业化。

　　风口已至，创新药企出海“顺理成章” 　　对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来说，一个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在传统中药、仿制药纷纷走出国门的背景下，我国本土创新药企从“孤帆远航”到“百舸争流”，正以“集团军”的方式昂首挺胸地驶往全球化“深海”。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的贡献率于2018年上升至4％—8％，跨入第二梯队，成为全球医药研发版图上的新力军。[1]到2020年，中国创新药已迈入“出海”爆发期，以Licenseout形式出海的创新药数量高达39款，本土药企与海外药企的跨境交易累计271起，五年内实现增长300%。 　　本土药企掀起“出海潮”，背后原由为哪般 　　原因一：“中美双报”下，日渐成熟的本土药企研发能力 　　我国生物医药已从仿制1.0时代迈向了创新为主导的新阶段。据GBI早前发布的新药审批专题报告，2021年我国新药审批全面加速，共82种新分子（按有批准文号的西药分子名计，不区分剂型）首次在国内上市，这是自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以来批准新药最多的一年，也是中国药品审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成果在2021年集中落地，自研新药占比高达35.8%，与进口新药齐平，这体现了国内企业开启创新转型的决心，并已表现出初步成效。 　　仅2021年上半年，可查询到详情的交易共计29笔且总额达159亿美元（首付款16亿美元）。这意味着，一些国内创新药尚未上市就已从海外赚回100多亿元人民币。“买单者”中不乏为诺华、艾伯维、罗氏、辉瑞等全球知名制药企业。要知道，早在三五年前，国内药企尚处于主打“跟随”的战略，几乎没有一款产品能入海外药企的法眼。只有我国药企自身具备“真创新”的研发能力时，才有底气去迎接这场“出海”硬仗。 　　无论是奋力转型的知名传统医药企业，还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两股“创新”势力不约而同地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继一系列鼓励新药研发政策的出台与落地，加入ICH则更是为医药创新产业注入一剂强心针。中国药物一直以难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将逐渐得到解决，也让中国搭上欧美新药研发的“高铁”。 　　原因二：迫于价格与产品的“双内卷”，“出海”或因生存倒逼 　　自2015年以来，医保谈判作为我国医保对于独家新药控费的重要利器，以每年一批的频次运行至今。就2021年的谈判情况来看，谈判新增药品平均降幅61.71%，创历史新高（2020年谈判药品平均降幅50.64%），最大降幅高达93.97%。除此之外，在新增的西药方面，国产新药数量（38个）也首次超过了进口新药（25个）。 　　纵观历次谈判新增药品，从获批到准入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且新药的覆盖比重逐渐加大。2021年新增的64个药品，从获批到进入医保平均耗时1.3年，其中有21个为2021年刚刚获批的新药，占比高达39%。而原卫生计生委的第一次医保谈判中，药品从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耗时平均超过8年。

　　过去十年里，随着首批“一步治愈式”或具有根治潜力的基因疗法的推出，制药行业内掀起了一场革命。1从治疗遗传性眼病的Luxturna疗法的推出，到治疗脊髓性肌萎缩（SMA）的Zolgensma疗法的面世，我们迎来了一个某些特定疾病有望被治愈的创新时代。但大多数基因疗法针对的都是具有明确遗传因素的罕见或极罕见2单基因3遗传病。只有少数基因疗法针对的是可能支持多种治疗方法、具有较大患者群体的遗传病，比如亨廷顿病、β-地中海贫血和血友病。基因疗法有望改变包括高血压、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长期、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病在内的很多疾病的临床结局。 　　但目前我们认为，在基因疗法领域取得进展以及药物传递和药物生产的主要难题得到解决之前，该领域重点仍是罕见和极罕见单基因遗传病。 　　如果这就是生物制药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对短期和长期商业模式而言又意味着什么？生物制药公司是否应大举投资，以期这些疗法及其相关平台能从更复杂、群体更大的疾病中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营收和利润增长？简而言之，公司如何在短期利基市场内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在这一创新领域实现长期发展？